2005年秋，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山西省平遥县人彭令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地摊上，购得一册破烂的旧写本，封面题着《记事珠》3字。内中字迹漂亮，文字有涉及金石书画的内容。谁也没想到，沈复的《（〈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佚文就在其中。

图为《海国记》佚文手稿

    沈复的《浮生六记》属于清代中期的作品，过去《中国文学史》、《清代文学史》都提到过这本书，所以，《（〈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的发现，是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是一件很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了新的《浮生六记》，增补了收藏家彭令发现的第五记，我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有贡献的。

    《海国记》中，沈复记述了他与嘉庆十三年闰五月至八月随正使齐鲲出使琉球册封国王的过程及见闻。其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按：应为十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琉虬，以形似也。”

    《海国记》提到我国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我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一个新证据。

        另外还有三点：

    第一，此次审阅评估的原件是否是钱泳的手抄本，近两年国内对此有所争论。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早在其2006年撰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近一年来，郑伟章先生和蔡根祥教授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郑先生，还把钱泳的其他作品找出来比对，这是非常科学的。郑伟章先生在钱泳的《登楼杂记》抄稿中发现了有关《海国记》所载内容的记述，也注意到彭令所藏《海国记》与《登楼杂记》一样，皆为钱泳经手整理的文字。差别在于，《海国记》原件是钱泳亲笔抄录的，为其真迹；《登楼杂记》原件疑是钱泳之子钱曰祥经手整理其父作品之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此外，我的学术挚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真鉴定包括《（〈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在内的《记事珠》原件后，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为钱泳真迹，完全能够确定下来。

    第二，沈复在《浮生六记》前四记中，除记录了与妻子、父亲的关系外，还记录了去重庆、四川、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游玩的过程，这是沈复的朋友石韫玉介绍去的。嘉庆十二年，石韫玉前往北京，经其介绍，沈复也来到北京。《浮生六记》第四记就到此为止，后来的没有了。我们注意到，《海国记》中表明，沈复的琉球之行就是嘉庆十三年开始的，这里面可以看出其中的关系，因此，《浮生六记》第五记的发现，对《浮生六记》本身也甚有价值。前四记的文笔风格与第五记可以作比较，这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关于《海国记》原件的价值与意义，我是十分看重的。2010年8月1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我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首先是清代书法家钱泳的手稿，艺术价值较高，可比作一块玉；又系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沈复《浮生六记》的佚文，文学价值很高，进而可视为一块美玉；再者能广泛传递、宣传‘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现实意义大，历史价值也高，更进一步谓之当代和氏璧，亦应该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古籍的文物价值，无法与宋元孤本古籍相提并论；艺术价值，也不可能达到历代顶尖级书法家传世墨迹之地位；“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历史信息，其他文献中亦早有记载。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著名书法家手迹、传世经典佚文与“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文献，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著名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见到原件时曾反复说：“不容易看到，大饱眼福了，赏阅前应该沐浴焚香。”我相信，读者也一定能有尽量高看这文献一眼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