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工程20周年之际，本报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首任秘书长徐永光和现任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听听他们对希望工程运行及公益事业发展的思考。
创办之初曾被怀疑是个骗局
记者：青基会一创办，您就到了这个机构。当时，中国的公益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主动的公益意识不强，你们是怎么样筹到善款的呢？
顾晓今：1989年青基会刚刚创办，人们在观念上习惯于政府主导，依赖单位。青基会是共青团中央下属的，当时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团中央发个号召，让每个团员捐两块钱，那也不少了。但是，我们坚持不依赖行政动员，通过民间力量来筹资。这一观念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但当时正是青基会开创了这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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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一个个发信。我们工作人员也就七八人，我记得发了13万份募捐信出去。当时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家让家人帮忙一起写。募捐信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发信募捐效率太低，一封信成本大概要两毛，也不少，而且有的收到信的人还到公安局举报，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后来，徐永光秘书长想到：到人民日报登公益广告！1991年5月25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广告，人民日报的公信力与发行量为我们打开了局面。没有先例可循，青基会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很多做公益的新办法。“1(家)+1助学行动”，一对一的结对资助，满足了资助人的成就感，项目获得极大成功。这一做法一直到现在很多公益组织还在借鉴。
记者：青基会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公益组织，但是因为希望工程的规模与知名度，20年来不仅改变了千千万万失学儿童的命运，更是启蒙乃至引领了中国公益事业。您觉得它的示范作用除了在筹款和项目运作方面，还体现在哪？
顾晓今：青基会对推动社会领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希望工程和青基会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举个例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按照规定基金会是不得从捐款中列支管理成本的，如此一来，像青基会这样没有财政拨款的基金会就存在生存危机。而事实证明，社会公益项目的管理是需要成本支持的。2002年，青基会借鉴国际经验，在中国首家推出管理成本社会公约制度，即和捐赠人约定，并通过媒体公告：捐款中的10%将用于希望工程的管理和服务费用。这个制度逐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也迅速被其它民间公益组织所借鉴推广。2004年，国务院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开始允许在捐款中列支管理费用。
过去20年中，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个人公益意识、企业公益意识以及社会组织公益意识都开始崛起。作为国内最大的非政府社会项目，希望工程在推动行业内组织建设、内部治理、激发公益意识、动员民间力量等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现在好几个大的基金会的秘书长都是从青基会出去的，青基会成了中国公募基金会组织的“黄埔军校”。包括青基会在内的公益组织，已经培育起一个新职业。以前，我们填“职业”一栏时，都找不到对应的，只能写“其他”。现在社工师的职业资格考试都开展两年了。
完善制度，战胜八大“隐患”
记者：希望工程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曾面临信任危机的考验，比如香港《壹周刊》质疑善款失踪一案。在制度建设等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体会？
徐永光：有一天我看到财务部摞得高高的汇款单，就感慨：如果我们管理不好，这汇款人每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们淹死！《壹周刊》诽谤一案，我们胜诉了。但这件事让我更深信“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之根”。
我曾经讲过，希望工程存在的“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每个隐患都是地雷，一不小心踩上就有引爆的可能。我们深知责任很重，战战兢兢，就像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但是公众对我们的期待是“万无一失”。当然，在所有这些风险中，唯一能让希望工程彻底砸招牌的就是最后一条，“道德风险”——机构负责人出现贪污腐败。
不管是青基会内部的建章立制，还是国家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规范，一直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比如，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长期无章可循，无奈套用叫做“统收统支”的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如果把制度比作一件衣服的话，你犹如穿着一件根本不是自己的衣服。因为衣服不合身，你一举手一投足可能挣开了哪条线缝，那就成了不合“规范”。这样的制度风险，让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做事越多风险越大。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根据我国实际，吸收了欧美国家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经验，在某些方面比国外同类制度还要先进。好的制度，帮我们降低了风险。
再造公益运行链刻不容缓
记者：您现在还在南都公益基金会任秘书长，继续从事公益事业。您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公益事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徐永光：最近我经常讲中国公益行业内部合作，还有公益运行链的再造。什么叫公益运行链？在公益的行业当中，有一部分的机构是做服务的，各个领域都有，教育、文化、儿童、妇女、残疾人、老人、环境保护等。还有一部分的机构是提供资金的，包括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企业等，还有一些机构是从事中介服务的，作为支持性的机构，这样构成了公益运行链。
美国在1887年，就出现了公募基金会。当时在美国的丹佛市有很多的慈善公益机构，他们纷纷向企业募捐，企业说不行，这么多机构找我，我招架不了，你们联合起来劝募，一个人来找我，我给钱之后，你再拿去分给服务机构，形成完整的公益运行链。
但是在青基会成立的时候，公募基金会都是依托政府的。当时基金会的成立是出于弥补政府对于公共投入的不足。基金会向社会要钱以后怎么落实？还是通过政府系统落实的。
汶川地震捐款的使用大多都通过政府落实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民间公益运行链条是断裂的。世界上大多国家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中国是相反的，中国是民间组织购买政府的服务，社会捐款使用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所以760亿的汶川地震捐款给中国的公益行业的就业没有带来多少贡献，因为都是政府在干活。
所以，公益运行链的再造对接，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我觉得是当前最迫切的议题。
希望工程新目标(链接)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介绍，上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在公益项目中一枝独秀，如今各类公益组织百花齐放，公益组织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基会面对新形势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他们将自己的核心目标确定为：更接近受益人，更具影响力，更高服务品质。除了传统的资助项目，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建设一个开放的组织，将社会功能目标从“创办一流基金会”，提升为“成为行业发展的推动者”。
针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问题，青基会提出“希望工程进城”，关爱流动儿童。青基会提供的不仅仅是资助，也促进城市创造公平的受教育环境。比如，青基会规定，必须是所在城市不收取“借读费”的农民工子女才能受希望工程的资助，这对城市管理者形成一定的影响。
比起传统的资助，现在青基会更强调“助人自助”，就是让受资助的人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比如，青基会为受助大学生牵线，让他们到企业勤工俭学。鼓励受助大学生成立社团，寻找需要帮助的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向青基会申请资金，去解决问题。
10月19日，青基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们也在讨论青基会和希望工程未来的路怎么走。涂猛介绍说，大家认为，在做好传统项目的同时，青基会应该在公益组织中整合资源开展项目合作，推动行业合作和社会建设、支持草根组织方面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工作重点之一。（黄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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