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顺义，“城管”这个词似乎是要走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去了。顺义城管大队将在近期更名为“顺义城管监察局”。“城管”变身为“城监察”之后，将行监督之职，发现小摊小贩，先拍照、录像，再向相关单位部门主管领导发送《告知书》，根据问题的内容和性质，确定纠正的时限。 

　　听起来这事儿挺让人振奋的——“城管”变成“城监察”了；从管小摊小贩，到监督地方、部门了；从动手、甚至动粗，到动笔、动脑了；从上街抄摊变成“便衣警察”了。总之，一句话，“粗暴执法”的帽子就要被摘除了。所谓“转变职能，重树形象”，大体就是如此吧。 
　　但是，摘除了城管“粗暴执法”的帽子，是不是就意味着城市管理中“粗暴执法”的终结？遗憾的是，从目前顺义的改革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如此令人欣慰的结论。 
　　顺义“城管”变身“城监察”，不过是将本该各行业管理部门履行的管理职责，还了回去。曾经由“城管”一家包揽的城市占道经营、流动摊贩、黑车停放、乱搭建、乱堆放垃圾等问题，重新分解给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公用管理、环卫局等等行业管理部门。那么，城管的“粗暴执法”方式会不会也随着这些城市管理难题一并“传”回去？ 
　　这并非是假想，所谓“粗暴执法”并非城管专有。城管之所以频现“粗暴执法”，城管队伍素质差只是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城管所肩负的尴尬的“执法任务”。这些“执法任务”多是城市管理中的难点和盲点，琐碎、随意且缺少人性化。比如，总是把流动商贩视为城市形象的污点，一味取缔，惟除之而后快，而不是真正从市民需要的角度出发，加以引导规范。而蓬勃开展的“创卫”活动和市容整治，更是频频冲击流动商贩的生存权。 
　　“城管”变身“城监察”了，类似的“执法任务”并没减少，非但没减少，其压力更大了。按照顺义改革思路，这些“执法任务”完成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干部的任用和升迁——有乌纱帽做抵押，乡镇或是行业管理部门当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这些“执法任务”。当“执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时、当遭遇被执法者抵抗时，这些执法者行为或超过城管当年的“神勇”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有关顺义的报道说，记者看到一份7月6日发给仁和镇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提出了39处问题。仁和镇镇长组织当地相关负责人召开会议。截止到7月28日，仁和镇政府连续组织了5次大规模联合执法，取缔流动商贩30余个、放牧点4个，清理黑车乱停乱放30余辆。笔者无意猜测仁和镇的执法方式，但是“大规模联合执法”实在令人生出无限遐想。 
　　在城市管理这一问题上，“执法任务”不变，“执法模式”不变，单单将“执法者甲”换成“执法者乙”，“粗暴执法”怕是难以从根儿上消除。因为，针对流动摊贩、乱停乱放等城市问题，除了粗暴地围追堵截，我们似乎并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此，顺义的城管权力之变似有更深思考的必要。相关报道见本报昨天A06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