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之后，以前一些舍不得吃穿的人突然花钱大手大脚起来，感慨‘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家许燕教授刚从四川灾区回京，震灾对当地一些教育工作者所带来的影响让她印象很深。她说：不久前，四川某学校一位教师揣着几千块钱请同事一起吃饭，理由竟是“不用完的话，也许哪天就用不着了”。

    这次去四川，许燕教授在安利公司捐资援建的“德阳春蕾教师培训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题授课，她也因此和灾区中小学教师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此前，她曾带着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援助团队走访过极重灾区的十一所中小学校，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写成《关于汶川灾后学校心理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对重灾区中小学教师目前面临的心理压力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

    报告显示，目前灾区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四方面：工作、生存、社会和人际关系。在工作压力中，除了工作本身负荷量大，工作环境差，升学压力、以及对学生安全问题的担忧之外，特殊学生的处理问题也凸显了出来。老师们普遍反映，地震前，学生厌学就已经出现，只不过不很明显。地震之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个别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另外由于安置点条件有限，无法开展体育活动，学生的精力无处释放，导致打架事件、破坏板房的行为频发。还有的学生对什么都无所谓，做错事后对于老师的批评充耳不闻。

    教师面临的生存压力在于频发的师生冲突。学生经常挑衅老师，甚至有学生打女老师，教师行业成了“高风险职业”。“除了师生关系以外，大地震之后，面对频发的余震，在担心学生安全的同时，教师也担心自身的安全。这种状态让教师整体的职业生存状态面临挑战。”许燕说，“地震灾区教师最关键的首先是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压力的解读中，报告特别提到了教师待遇不公的问题。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平时待遇低一些，教师们还能够奉献，但是灾后不公平感增加。发放救灾物资时，居委会、教育局、政府都没把老师列上。与那些在地震中遇难身亡的学生相比，同样遇难的教师其家属所得到的赔偿要少得多。虽然教师参照公务员序列，但和公务员相比，工资少，补贴少，隐性收入无。

    而记者此前在灾区采访时，一名教师告诉记者：“社会各界对灾后教师的关注不够，捐助者认为老师有工资，所以所有的捐助全都给了学生，没有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援助过教师。”

    许燕说：“这种做法导致了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

    在访谈中，有老师介绍说，不同学科教师之间，还会因为你是主科我是副科而受到排挤或相互瞧不起。这些是教师人际压力的主要来源。

    四种压力的存在带来了教师心理状态的转变。一是心理价值观的转变，“大难中尚能幸存，感到更要珍惜生命”；还有就是工作热情的减少和压力应对的提升；还有因为地震带来的害怕恐惧等情绪反应。一系列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降低。调查中，有教师表示：本来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就低，震后进一步下降。老师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职业，普遍缺乏作为教师的价值认同感，“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做教师”。而且，大家对教育体制也很担忧，认为如此长久下去，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无法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材来。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红五教授也刚刚从四川德阳春蕾教师培训中心回来，他认为，教师的职业状态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和压力跟地震并没有直接关系，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地震上来，关键是我们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地震发生以后，要祭奠死去的亲人，但更重要的是爱护活着的人，对教师群体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让他们能够调整自己，适应自己，适应环境，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得更好。”周红五说。

    怎样才能缓解震后教师的心理压力？许燕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教师放松、减压。在灾区，有很多老师“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在研究考题上，学生放假就感到空虚”。但是，目前灾区中小学校园里普遍缺少释放压力的场所和途径，也没有适当的科学方法和专职人员。“我希望通过调研呼吁来引起上级部门重视教师群体，让他们有途径补充心理学知识。”

    鉴于灾区学生对心理辅导的需求很大，且创伤学生的心理治疗要坚持长期性的原则，许燕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网上咨询的方式。“学生和教师都害怕专业人员的短时辅导，导致‘触动伤疤，没有治愈’的现象出现。”

    她还提出，为了解决心理学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和许多教师灾后一直未得到身心调养的机会，在有条件的学校应实施教师轮休制度。为解决教师轮休所导致的师资不足现象，可让大学生志愿者到灾区实习或执教。对于教师待遇问题，许燕希望上级部门不要光来视察，还要提供物质上的资助，让市属、区属、农村学校的教师都能够享受相同的待遇。（记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