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学术腐败事件曝光不断。浙江大学对“贺海波论文造假”好像并未手软,选择了“3·15”这个特殊的日子,通报了处理结果,涉及造假的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现任院长的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后,不再续聘。如今的媒体和艺术家,对知识分子现状也开始投入了更多关注。近日北京首都剧场热映的话剧《操场》,由诗人邹静之编剧,关注的也是大学里教授的精神状况,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对学术腐败的评论,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是拿学术评价体系或学术背后的利益机制来说事儿。或指责当下学术评价体系只看重论文数量,不在意质量;或指责目前大学或学者之所以重视评估,是因为评估数字关系到切身利益;或指责院士、导师等成了学术“包工头”,将学术研究变成谋取个人暴利的工具。一份调查显示,有64.3%的学术研究者用“严重”一词,来形容当下的学术腐败情况。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些现象,本质却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对知识和真理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尊重。无论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是管理学术机构的部门,都把学者追求真理看成了上个世纪的古老观念。一个追求与捍卫真理的学者,在过去会是英雄,在今天则可能成为人们眼中的傻瓜。他们给这个时代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知识经济,言下之意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必须服从经济的年代。假如知识不能成为我们获利的工具,它就毫无意义。大家似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其实关心的是它有没有转变成产品的力量。

  因为对知识只抱着工具主义的态度,知识分子也成了小技术官僚的代名词。他们迫不及待地炮制一些毫无学术发现的论文,因为晋级也好薪水也罢,都与此紧密相关。实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论文和肉贩眼中的猪肉,并没太大差别。论文就是人生,如同猪肉是肉贩的人生一样,平庸的论文耗去了大部分学者平庸的一生。他们自甘堕落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知识小贩,向各类研究基金和投资叫卖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龟缩于公众视野之外,成天奔波于各类研讨会上,对熟悉的同事和同行发言,操着比新闻公报还要枯燥乏味的话语讲一些毫无见解的大话、行话。他们按照利益机构的指令和时间表,定时、定量地生产着对时代毫无意义的学术观点。他们不是靠思想活着,而是靠不思想活着。

  知识分子生活的堕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正如邹静之在《操场》中所揭示的,他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能力和对社会事务关心的能力,也丧失了生活的能力,爱的能力,更谈不上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奉了。知识分子曾被看作知识的卫士、社会的良心,他们对真相、真理的热爱,曾是他们首要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竟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他们浅薄无聊的形象,不仅损害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权威,更贬低了知识和真理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和价值。

  当知识分子以平庸、自大和墨守成规作为学术生活的准则,失去了发现真相、捍卫真理的欲望时,当知识沦落为机构或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时,当对学术腐败的批判不去触及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现状时,其实爆出任何离奇古怪的学术腐败事件都是正常的。真理好比苹果,它的生长不仅需要环境,也需要养料和时间。(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