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版了他关于全球化的专著《世界是平的》，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反响。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力量，国家体系在其推动下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所谓世界是平的，实际是指一种紧密相连的状态，强调在今天这个因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中，商品、资本、劳动和思想等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通过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

    全球化无疑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趋势，然而如果因此忽视全球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乃至重大挫折，则难免被历史发展所嘲弄。凡事都有自身演变的过程和约束条件，全球化也不可能直线式发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现行国际体系仍然受资源、市场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困扰，以资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并不能自动带来全面增长，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及其伴随而来的不受公众权力约束的金融资本的畸形扩张，对此，遍布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贫困现象可视为有力的注释。

    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说明，即使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开来，长期以来持续增长的世界经济遭遇重大挫折，美英经济模式受到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先后当选执政，为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和经济滞胀的困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崇尚自由竞争。这一政策极大刺激了西方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但也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财富几乎不受节制地向金融大资本积聚。而当金融大资本把贪婪的手伸向普通民众而发明出所谓的次级贷款时，风险就陡然升高了。金融危机实际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映，加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消费与储蓄关系严重失衡，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写了《失控：２１世纪前夜的动乱》一书，书中有关对美国霸权忧虑的文字也许已被许多西方人遗忘，今天读来却很有必要。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对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威胁，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来自外部，它就潜伏在美国社会本身中，体现在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经济社会发展“丰饶无度”的危险景象，而富人贪婪不受制约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情形也许将会更糟。金融危机最终、也是最本质体现，就是会加剧一些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引发全面经济衰退和持续动荡。金融资本对不发达实体经济的影响力超出一般想象。比如在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几场金融危机，已在深层次动摇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失衡使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社会发生动荡，即使是经济增长也只能惠及少数行业和领域，最终收获的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或“不能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

    目前，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如果主要国家实体经济不能在较短时间出现转机，就可能反过来累及金融市场，并再次引发金融动荡。如果是那样的话，全球化进程就会严重受阻，甚至原本平坦的世界也会出现断裂。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勇于担当共同的责任，强化协调配合，推动世界经济转入健康轨道。

    世界是平的，代表一种趋势，但确实存在断裂的风险，这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安全领域。恐怖势力和极端主义的蔓延揭示了国际关系背后的深刻矛盾，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地区、一些人群的失败和无望；而在人口众多的南亚，一个时期以来安全局势出现恶化的迹象就更值得人们警醒。平坦世界如果到来的话，也仅仅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人类远离大规模战争也只有６０多年。如果考虑到偶然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发展就更不能盲目乐观。马克思曾说，如果偶然性不发挥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将带有十分神秘的性质。

    今天的世界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今天的战略思考需要习惯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要为“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这就迫使主要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际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 （唐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