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机构的减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与中国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
1月14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RBS)宣布以每股1.71元港币的价格出售其所持有的中国银行4.26%H股股份,套现16亿英镑。始于2008年最后一天瑞银减持中行股份一事,最终以RBS的全部“清空”印证了各界对外资会继续减持的猜测。
先前一度质疑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作损害了国内利益的声音再起。其间混杂着对撤离原因的各种版本的猜想,更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资银行业的发展前途的关切,以及对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功过”的反思。
《瞭望》新闻周刊在第一时间联系采访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刚一见面他就说:“你们可以敞开问,我也会敞开回答。”《瞭望》新闻周刊同时约请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博士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外资减持主要是想解决自身的流动性
《瞭望》:2008年的最后一天,也即瑞银(UBS)持有中行H股三年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天,UBS减持了全部的中行H股,完全退出了中国银行。继此之后,RBS也开始“抛售”中国银行股份。原因是否如部分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外资对中国的市场失去信心?会不会有大范围的抛售?
王兆文:外资减持中资银行股份一事,近期受到比较大的关注。按照协议,在锁定期结束之后,可以选择持有也可以选择出售,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从另一角度看,此番“撤离”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主因是他们“后院起火”引起的。所以,对外资撤离不必看得过重,更不用惊慌。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与中资银行合作的战略投资者都遇到了较大的财务问题,首先是流动性的问题;其次,战略投资者本身的经营策略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业务摊子铺得太大,投得太大,弹性太大。瑞士银行的体系和其他国家不同,瑞士不可能像美国、英国那样出手去救它的银行,因此,UBS受到的冲击特别大。RBS的盘子已经铺得很大,其在美国、荷兰等国家也进行了较大规模投资。金融危机一经触发,其流动性必然面临较大困难。事实上,RBS的流动性困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已经存在。在此之前,RBS曾经想把资产卖掉一部分,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
左小蕾:我以UBS为例来分析一下。瑞银急急忙忙地去套现,可能是资金压力大。在金融市场尚未稳定、次贷风险尚未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其流动性风险随时可能爆发。因此,瑞银在当前情况下套现,提前进行资产负债的管理,避免演变成雷曼那样的破产倒闭的危险,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自保之策,对此完全可以理解。
《瞭望》: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构成以息差为主,而在央行一次次降息的情况下,息差正在收窄。对于外资的撤离,有声音认为,可能是缘于对中国银行业的前景不看好。对此,你怎么看中资银行未来的盈利水平?
王兆文: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整体上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这属于阶段性调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无论是中国的银行还是外国的银行,都要面对和承受。但不管是从接下来的三至五年看,还是从更长的预期来看,中国银行业扎根于中国这一大的经济体,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会比现在更好。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此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波折。对困难,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往前走。我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外资机构的减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与中国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评论在说,如果外资机构撑一段时间再出售股份,他们的收益会比现在大。
减持对中国银行影响不大
《瞭望》:随着美国银行抛售建行和李嘉诚出逃中行消息发布,两公司A股和H股均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目前,市场普遍担心,外资的纷纷撤离,是否会对中资银行业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王兆文:这要从长期和短期分别来看。短期来看,战略投资者突然减持,对股价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无论是财务方面还是业务方面,都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因为我们当初选择战略投资者,并不是因为缺钱,我们当时也完全可以选择国内战略投资者。之所以最终从境外引进,最看重的还是其理念、机制、经验和技术。对于战略投资者的减持,我们也提前作了准备。
从另一方面来看,部分外资机构选择在这个节点减持,不仅是对我们的考验,对其本身也是一种考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我们不会忘记外资机构在合作期间给我们的帮助,但我们也会总结这个时候他们的减持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教训。现在要想将当前的影响化到最小,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另外,中国银行与外资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不会因此而停止,我们还将保持正常业务合作,共同谋求在中国地区和海外的业务合作机会。
左小蕾:影响肯定会有的,关键在于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以瑞银退出中行为例,是以股份转让的形式,因此,不会影响到中国银行的市值规模。至于对中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经营管理和业绩,作为财务投资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商业银行主营业务方面的参与。在长期公司治理的合作上,由于“瑞银”和中行的合作,仅仅是其投资部门,而非瑞士商业银行部分,因此,对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行而言,全面长期合作的基础面较小。因此,类似瑞银这样一些财务投资的合作者退出,应该不会对中国的境外上市银行的正常运行带来较大的影响。中国的银行境外上市以后,特别是经历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以后,应该已经逐渐培养了应变的能力和信心。
《瞭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颇受市场关注,即外资的抛盘部分,应该由谁来接盘?
王兆文:关于接盘,从RBS来看,其在抛售的时候,可能有两点考虑,其一,收益最大化,尽量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其二,争取把一个“盘子”卖给一家机构,因为在二级市场抛售会出现较大麻烦。这也符合我们的希望。据了解,已经接盘的机构都是一些有实力的长期投资者。
《瞭望》:有没有可能由国内资本来接盘?
王兆文:这个目前还不好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自己来接手,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目前价格并不贵,我们对中国银行的发展前景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心。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另外,也有人提出,让民间资本来接盘,中国并不乏有钱的民资机构,主要是渠道还未完全畅通。当然也可以通过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来接盘,但接盘本身也要很好地分析利弊,在资本市场上,每一笔交易都是双刃剑。
战略考量下的选择
《瞭望》: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外资撤资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当前市场低迷,但是,UBS和RBS仍然有较大的获利空间。追溯到三年以前,那么,“贱卖论”再次被提了出来。这也是有关金融定价权的问题。
王兆文:中国的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主要是“贱卖论”。中国银行IPO(首次公开募股)以前,每股价格约为1.17元,上市以后,市场价格一度很高。当股票价格越高的时候,市场上的“贱卖”声音就越响亮。我的看法是,贵或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简单地看到IPO前后价格的不同就得出贱卖的结论。原因在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中资银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有些信息是国内很多人所不了解的。举例来说,RBS准备投资中国银行时,英国很多人也质疑RBS的决策,争议的焦点是该不该投、该不该买,而不是价格贵贱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理念和我们不同,他们认为购买中资银行的股份,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按照西方的计量方式,中资银行业当时是“技术破产”的。在此情况下,RBS的CEO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战略投资,专门带了一个英国的媒体团,来中国银行进行考察。考察以后,英国国内的质疑声音少了一点。但是,RBS购买中国银行股份以后,其股票价格还是立刻大幅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初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RBS方面是冒着很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其投资也是很有诚意的。
《瞭望》:当时为什么不从国内选择战略投资者?
王兆文:我国的金融业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摔打,去磨炼。在境内封闭经营没有出路。中国银行是中资银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从完善和发展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引进国内机构达不到“引智、引技、引制”的目的。
左小蕾:从境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实上是一种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销售策略。对于国际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中资银行曾经是完全陌生和不熟悉的。海外媒体渲染性极强的舆论,使中资银行的效率低、治理结构不透明、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银行的概念根深蒂固。虽然通过资产剥离和股份制的改革,但是,对中国的金融业缺乏常识的国外投资者,完全不可想象这种政府行为的作用。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两年以后还提醒市场,中国的银行的坏账还会上升。一个主要的理由是,那些剥离的坏账还是银行的坏账,银行不可能在短期内靠盈利来完全消化掉。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通过这些大型知名机构的参与,特别是作为股东持有中国的银行的股份,参与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达到传导对中国的银行的了解和认知,增加对中国的银行的信心的目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将对熟悉的机构的信任转化为对中国银行业信任的效果。
《瞭望》:如何看待当初引进境外战略者的成绩?
王兆文:从战略投资者那里,我们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经验,并通过合作,创造出了战略协同效应。比如,与RBS成立了由双方行长/总裁任主席的合作指导委员会,定期就双方的合作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进行磋商。中国银行与RBS的合作领域也由最初的14个扩展到40多个。通过积极引进淡马锡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进行消化和吸收,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新模式也已基本成型,正在从试点分行向其他分行进行复制推广。另外,中国银行还拓展了与UBS在投资银行业务、固定收益产品、市场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还注意借鉴和吸收RBS、UBS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先进经验和做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方式,为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总体来看,虽然UBS和RBS减持了中行的股份,但是,中国银行对二者的战略引进仍然是成功的,而且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
相关“规则”须细化
《瞭望》: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至今,目前来看,不少银行都已经到了三年“锁定期”。在此形势下,结合当前的外资撤离,中资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是否应该作些战略性的调整?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兆文:我认为,从国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仍然是必要的。通过与对方的合作,我们才可能做到知已知彼。当然,选择国外战略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其次,在引进过程中,要注意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完善合作协议,完善引进的条件等。
另外,结合中国银行的实践来看,在战略投资者的锁定期上,可以适当再长一些。时间太短,不利于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当然,这需要有关方面来进行论证。
左小蕾:我认为,中资银行应对战略投资者“抛售”股份做好准备。战略投资者肯定不会“永远”持有的。实际上,建行、工行、招行这些境外上市银行像中行一样,战略投资者的禁售期都已经或者陆续到期。在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风暴中,中资银行们对战略投资者或者一些曾经的合作者可能采取的放弃持有股份的举动,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记者张辉 王仁贵)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