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四川遂宁市委组织部网站刊登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定向公开选拔3个副科职领导干部。遂宁市委组织部部长雷世界表示，面向农民工定向公选，并且让农民工当上县级政府部门的副局长、副镇长，在全国还是头一回。(11月8日《华西都市报》)很快，这则消息开始以“农民工，你的老家喊你回家做官”这种“贾君鹏”式的时兴方式在网上流行，并且引来跟帖无数。

　　反对者认为，这只是一次权力的秀场。有人怀疑其公正性：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既然严格的笔试可能不适合这一群体，谁来鉴别“能人”、“有实力的人”？向农民工定向取材，非农民工阶层是不是有意见？诸如此类。

　　赞成者则相信，面向农民工定向公选且让农民工当上县级政府部门领导，在全国堪称“第一个吃螃蟹”，其启蒙意义和探路价值不言而喻。事实上，面向优秀村干部公选乡镇领导干部，已经是不少地方政府组织部门的实际做法。而优秀村干部和农民工的区别，只在于前者长期在农村生活，后者主要在城市打拼。

　　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无道理。其实，“农民工可以回家做官”问题的提出，正是中国走向开放社会的一个细节。即，不同阶层的人，不像过去抱着一个身份过一辈子。通过努力，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可以获得其他上升通道。而且，因为社会的繁荣，每个人都有机会同时拥有几个身份。那些在城里闯出事业的务工者，其身份显然不只是“农民工”那么简单。

　　透过这则新闻，不难发现正在浮现的时代深意：

　　其一是在制度上探索人尽其才。早在上世纪初，就有热衷乡村建设的人感慨：“炭在中国，只是供蒸饭燃烧之用；而在欧美，炭的使用方法很多，如可作蒸汽之用，可供化学之用，使用方法可达七八十种之多。”为什么同样是炭，在中国用途这么少，在外国用法却很多？由物及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尽其用的制度。

　　如遂宁市委组织部部长雷世界所说，“外出务工农民多是中青年人、有一定文化、胆略、能力的人，这恰恰是农村的人才”。回想三十多年来那些洗脚上岸的农民，做推销、建工厂，此言不虚。既然农民工能在城里闯出一番天地，倘使他们有心建设乡村，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公允而论，那些有魄力和远见，又有地利与人和之便的农民工“回乡做官”，其作为当会超过大学生村官。

　　其二是农村外出人口开始回流。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作为大后方已经支付了巨额成本。也正是因这种单向流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包括志愿者、NGO、大学生村官等，纷纷加入到乡村建设的行列，并且呼吁以国家之力扶持农民，反哺农业。而农民工被召唤着“回乡做官”，也是改变这种单向流动的一个重要信号。

　　颇为神似的是，开放的中国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回流中国，开放的乡村也让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重回农村。若是能从这个角度，思量因城市化而变得空心与荒芜的农村，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对单纯的乡村建设，还是对基层民主的培育，让农民工有机会“回乡做官”，都是有希望的好事情。就此而言，积极探索让乡村人才回流的模式，就不该只是遂宁独此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