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司机孙中界声称遭遇“倒钩”并“斩指鸣冤”事件仍然在发酵，此前，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结果称，孙中界一案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然而，这一结论遭到孙中界本人和舆论强烈质疑。多方压力之下，浦东新区官方21日宣布，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对此案深入调查。

　　孙中界案二次调查能否揭开真相，赢得公众的信任，目前尚不得知。但至少，由社会人士参与组成“联合调查组”的模式是具有破冰意义的。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对于公共事件的事后调查，都存在着一大弊病———缺少独立的调查机制，一个地方出了事，要么是部门自查，如铁路出事故都是铁路部门自己在调查，要么是“老子查儿子、左手查右手”，类似的新闻事件俯拾皆是，那种超然、独立、广泛吸收民间力量参与的调查，实在屈指难数，此前，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出现的网民调查团模式，曾经掀起了小小的波澜，但转瞬陷入沉寂。

　　调查不独立，无法摆脱利益网络的羁绊，最终的调查结果也就往往难以服众。就像此次的上海“钓鱼执法”风波，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去查下属的执法大队，一两天就拿出所谓的结果，如此危机处理，再次映照出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中的苟且心态与愚民思维。

　　那么，二次调查有民间力量介入是否能做到公正呢？目前看来，还不是乐观的时候。

　　在国外，类似的独立调查机制的启动，首先需要经过一个调查人员的筛选程序，仅仅调查人员名单的确定就可能要不短的时间。然而，上海调查“钓鱼”执法的民间调查组，几乎在一夜之间成立了，这些人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每个人是否有参与这种调查的素质和能力，他们是否与被调查部门存在人情利益的纠葛，独立性是否经得起考验……这一切，人们无从知晓。

　　不仅人员的产生不透明，此次调查的方式和过程也不透明，据媒体报道，联合调查组行事异常低调，消息人士更透露，“所有日程安排，都是通过短信或电话通知调查组成员。”调查组成员虽来自民间，却是在行使一种公共权力，因此理应接受全程的监督，调查的每个步骤都应允许媒体介入报道，调查的每一次进展都应向公众报告。

　　更大的担忧在于，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民间的调查组能“走多远”也是个疑问。此前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虽然其成员满怀一腔热情，却处处受掣肘，不让携带摄影录音等设备进看守所，不让调看监控录像……所谓的“独立调查”最后实际仅仅是“有独立、无调查”而已。同样，上海的“钓鱼执法”民间调查，也存在调查权力缺乏刚性的难题，所以，他们是否也会打破类似的尴尬、揭开真相？

　　退一步说，即使民间调查组能在高层官员力挺下揭开孙中界事件的真相，那么，对于媒体报道所揭露出的其他“钓鱼执法”个案，对于上海99%黑车司机都遭遇过的“钓鱼执法”，他们会否不负众望一查到底，而不是虎头蛇尾。

　　也许会有种种阻力，但无论如何，人们对民间调查这次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无疑是期待的，也更期待，像这样的民间参与调查能够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