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读者的纠错电话，让温家宝总理亲笔致信新华社，对署名讲话稿中关于岩石分类的表述进行更正。10月12日晚，新华社总编室收到温家宝总理的更正信，总理在信中向广大读者致歉。

　　消息甫出，立即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事实并非如此，那位为温总理纠错的普通读者没有小题大做，温总理给新华社写信致歉也没有小题大做。而媒体之所以满怀热情关注此事，同样是因为类似纠错互动在媒体上并不多见。

　　以人们日常的思维，大国总理日理万机，自然无暇顾及这样的小事情；更何况，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官员因说错话而心悦诚服公开道歉者亦是少见，遑论让总理专函道歉？然而，温总理做到了。而且，一切自然而然，行云流水，毫不突兀。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喝彩。在此，首先需要检视的是：温总理的致歉为什么获得如此多的掌声。

　　已故著名作家柏杨在《人生以做官为目的》一文中曾经辛辣地批评中国人如何追求“官大学问大”的“地下哲学”：“在洋大人之国，不学一定无术，而在我们中国，不学硬是有术，谁使他有术乎，官使他有术也。那也就是说，官就是圣人，官大啦，道德学问也跟着大。”虽然言语激烈，然而其对中国传统与现实之分析不可不谓入木三分。

　　不得不承认，尽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熏陶，但“官大学问大”的现象并未绝迹。最近不是有报道，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是那么缺少对歉意的表达。有多少人，他们或多或少做错了些事，却像匆匆忙忙的赶路客，虽然踩了你的脚，或撞着了你胳膊，头也不回地走了。而许多官员，尽管在决策中犯了错误，但公众却也很少听到他们有什么歉意，在“官大学问大”之外，人们更要感慨“永远正确”几乎成了某些为官者的一种“福利”。

　　只有立足这样的现实与事实，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温总理坦然更正的现实意义。通常我们会说，人有犯错的权利。但是，没有谁会真正认同犯错是一种权力。是故，大家在温总理坦承错误中所看到的，是权利的尊严，而非权力的傲慢。而且，温总理不推卸责任，务求“文责自负”，既是对历史负责，对科学负责，同样是对自己负责。而且，人们自然会感受到，总理首先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才负得起更多人的责任，国家的责任。

　　真理面前，人不分古今中外，错不分大小多少。坦承谬误是一种科学精神。当说，科学精神首先便是一种对万事万物抱持一种诚实的态度。凡是有科学精神的人，既要承认大的失误，也要承认小的失误。如爱因斯坦所说，“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

　　真理永远是时间的孩子，而绝不是权威的孩子。从读者纠错到温总理道歉，这不只是一次纠错互动，更意味着对一种诚实而知性的文化的培育。同样可期可喜的是，在此次互动中，民与官的身份区隔渐渐消弭，放大了的乃是两个探寻并且尊重真理的人。当然，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大国总理，温家宝为自己的一时口误诚恳认错，客观上也在通过其言行给“官大学问大”的不良文化纠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