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披露了这样的数据：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差异。

　　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披露了这样的数据：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差异。

　　如果说，以上的数据是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应该说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要进一步作出分析，根据这些数据来进一步作出价值判断，那恐怕就要小心了。

　　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有没有据此而作出价值判断呢？应该说，以学术界常用的概念化手段来作出判断，似乎是没有。但是，用一些明显地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来区分这两代人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的“比较大的差异”，则是有的。譬如说“老一代”———“过长假‘怕花钱’”，“九成把工资送回家”，“收入主要在农村里消费”，“常光顾小士多和走鬼档”，“为孩子教育支出占大头”；而“新生代”———“过长假很‘滋润’”，“部分已在按揭买房”，“七成留收入自己用”，“流行上网聊天看片”，“绝大多数拥有手机”。这样的对比实际上会给读者造成种种印象，譬如说：“老一代”顾家，“新生代”顾自己；“老一代”怕花钱，新一代活得“滋润”；“老一代”支持农村消费，“新一代”支持城镇消费……

　　这样的印象准确不准确呢？可能有其不太准确的地方，因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其一，将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作比较时，有一个年龄段的问题。手头没有《广东消费蓝皮书》，不太清楚“老一代”与“新生代”在年龄上是怎样划分的。但从报道中描述的事实是否可以推测，“老一代”已经人到中年，而“新生代”则还在花样年华，不同的年龄段显然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譬如“新生代”中，“有近70%拥有手机或小灵通，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一般高达15%—25%”，这些事实是否与他们青春萌动，有交友的激情乃至已经在谈恋爱有联系呢？众所周知，农民工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少；劳动强度大，常常身心皆疲。于是，用这些现代通讯工具进行人际沟通、交流和互动，是否也是人之常情？至于“老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毕竟肩头所负的家庭责任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要把挣来的钱寄回家中，要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苛刻到非“必需”不花钱，成为“小士多和走鬼档的消费主体”，而且“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几乎没有开支”……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到目前的“新生代”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以后，家庭责任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从而使他们向现在的“老一代”看齐？

　　其二，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里的“80后”、“90后”甚至大学生相比，虽然他们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同，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许会被认为“档次较低”，但在消费观念上他们之间是否有相似点乃至共同点呢？按报道中所说：有的农民工工资收入较高，已经以按揭的方式成为“有产(房)阶级”；购买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脑和手机等耐用消费品更已是常事；同时，他们对技能培训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等等。从以上事实可以推测，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把钱花在恋爱结婚和个人发展上了。这难道不可以理解吗？

　　要说明一点，因为没有见到《广东消费蓝皮书》，以上的议论是针对相关的媒体报道有感而发的。这个调查很有意思，相关数据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开发，譬如，可以将“新生代”中已经结婚生育的与没有结婚的，同“老一代”作个比较，看看他们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异同。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做一些深入访谈，这对读懂数据是很有帮助的。

　　不要像上述报道中那样轻易就表露出倾向性的意见，那样会在社会上、公众中对新生代造成刻板印象和偏见，弄不好还会造成“统计性歧视”。用社会学的语言说，就是给“新生代”贴上标签了。这是有教训的，譬如，对独生子女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笑天教授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发现，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唐钧 作者系社会政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