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麦家的《暗算》获得中国内地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随后麦家创作了《风声》，先发表在《人民文学》，后又被华谊拍成电影《风声》。电影在国庆前正式上映，成为了国庆档期唯一可以和《建国大业》在票房上一较高低的影片 ，“原著应该会更精彩”，这是不少影迷看完《风声》后的想法，电影让麦家的地位又提了一档。谈起为何要创作《风声》以及小说与电影的风格有何不同，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麦家娓娓道来。

    人生在世何尝不是受刑

    记者：当初为何华谊要买你的这部小说？

    麦家：当时《人民文学》首次全篇刊载了我的长篇小说，有40多家公司想和我洽谈电视剧和电影。华谊兄弟是后来才找到我的，刚开始是王忠军给我打的电话，他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把我给说动了，然后我就开始和华谊兄弟接触。最早接触的是国富和王忠磊，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和走向我非常赞赏，所以我就打算和这边合作。

    记者：《风声》中的人物是确有其人还是凭空想象？

    麦家：背景是真实的，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特工遍布，特工的生活空间和工作任务就特别多，中国谍战最多的年代是1939年-1943年，还有一个就是上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的暗杀活动、破坏活动特别多，至于人物全是虚构的，但很有代表性。

    记者：有报道说，你看完电影后都哭了？是被电影感动的吗？

    麦家：这是以讹传讹，我是不会哭的，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用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我写小说《风声》，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志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记者：小说和电影虽然主题有所延续，但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电影突出放大了很多东西，比如刑具，让很多女观众受不了，您觉得这是必需的吗？觉得影片是否需要限制级？

    麦家：我不觉得这是必需的，但现在这样做也有它的寓意。至于电影分级，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行，我想中国也是迟早的事。中国电影现在步入了最好的年代，以后的五到十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超过韩国是必然的。

    有些改动是必须的

    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

    记者：电影对小说的改动很大，从一个原作者的角度，你能够接受吗？对于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个改变让最后的高潮显得有些突然。而与原小说中李宁玉的形象比较一致，而且结局更具开放性。《达·芬奇密码》拍成电影，就没有做那么多改编，很多悬疑电影也不会做那么大的改动。

    麦家：应该说，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但具体到《风声》这部电影来说，我倒觉得有些改动是必须的。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这两个关键情节拐点和最后的谜底做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就是失败。我对电影《风声》之所以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它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当然不背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小说的故事和逻辑性一点也不比现在的电影差。我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而且我也不会把电影看作我的孩子。小说才是我的孩子，电影是大家的孩子，既然是大家的，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记者：一个很俗的问题，给电影打多少分？

    麦家：上海试映，观众打了94分，北京专家看片会，打了90分，我就权当做个专家吧。

    记者：在当代作家中您算是个另类，因为多数作家走的路线都是偏文艺的或者写实类、生活类的，更专注于故事和技巧，不过茅盾文学奖给您“正了名”。

    麦家：我不需要谁来给我“正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些所谓“文艺小说”我也会写，事实上我在写《解密》之前写的都是这类小说，写了近十年呢，但大家可能连一个字都没读过。这就是我重新考虑小说走向的前提，穷则思变嘛。至于故事和叙述技巧，我认为这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连故事都不会编你当什么小说家？不过现在中国确实有大批这样的小说家，不会编故事还瞧不起故事。这是很荒唐的，就像歌手不识乐谱会哼两首流行曲子，或者吊两个高音就是大师了。其实故事不是那么好编的，你要真能编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好莱坞马上几百万美金收购了。我记得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的书名就叫《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博尔赫斯也感叹：希区柯克真会折腾故事，还有蒲松龄开免费茶馆就是为了听故事。

    记者：你搭上(或者是引领)了“谍战戏”的影视潮。不过，现在的谍战戏太多了，质量参差不齐，您平时看不看？应该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您写或者编这类的影视剧吧？

    麦家：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找我写剧本的公司多得很，如果要接活的话，一年挣个千把万应该没问题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我不稀罕，我还是想当个小说家，争取一辈子写一部好小说。

    一直看好冯小刚

    《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

    记者：有报道说，冯小刚看中了您的下一部？

    麦家：冯小刚对小说《风声》是蛮喜欢的，当初华谊买版权也是冯小刚要求的，后来他因为拍《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时间上拖得太长才另作安排，他现在也是《风声》电影的监制，不是挂名的，是干事的。我对冯式电影一直看好，他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有明确的个人风格。所有的艺术风格就是生命，就是价值，现在中国的导演包括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当代”发言，当代题材找不到市场的兴趣点。这方面，最体现了冯小刚的智慧和功力。所以，我也期待与他有一次合作。合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改编我新写的小说，我跟他说过大致故事，他很感兴趣。另一种是改编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很推崇，很有热情去挑战它。

    记者：平时看电影喜欢看哪些？《建国大业》看了没有？

    麦家：看了，我觉得《建国大业》就是热闹，迷人的热闹。这两部片子定位不一样，没必要去类比，比不了的，各有所求，各有天地。如果单纯比票房，我想《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我平时特别爱看欧洲电影、文艺电影，比如安氏(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是我百看不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欣赏趣味和创作是分裂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个“好习惯”。（记者 赵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