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过敏、强迫症……“小升初”后遗症暑期大爆发

    “小升初”累病了北京的妈妈

大批参加“小升初测试”的小学生 记者黄亮 摄

    “你儿子参加学校的分班考试了吗？”北京市民王敏这两天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电话是儿子同学的妈妈黄芬打来的，她所问的学校是儿子刚刚被录取的初中校。

    王敏的儿子今年“小升初”，经历了百般折磨之后，儿子终于在6月找到了合适的学校。按常理，每年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孩子已经去向明确。“没想到他们家现在还没着落。”电话那头黄芬被强烈压抑着的紧张和恐惧，让王敏重新体会到“小升初”的痛苦。

    对于很多北京家长，“小升初”可以说是紧张、焦虑甚至疯狂的代名词。几乎每个在“小升初”状态的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病态：发痴、发疯、发狂，他们称这种病为“小痴”。即便是孩子有了着落，不少“小痴”们仍然在经受着种种“小升初”后遗症的折磨。

    生病：

    打喷嚏过敏是压力过大的表现

    这个夏天北京西城区的蒋倩多年不犯的旧疾——过敏又找上门来：每天不停地打喷嚏、咳嗽，甚至出现轻微的哮喘症状。

    “我这不是感冒也不是哮喘，就是过敏。”有过医学背景的蒋倩知道自己的病根在哪里，“过敏其实是一种心身疾病，就是由于压力造成的”。

    蒋倩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周围的人甚至很少听到她大声说话。但这一切都因女儿的小升初改变了。

    本来蒋倩对女儿能上北京四中（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很有把握。此前，她和老公托了关系，那“关系”拍着胸脯说：“进来一点儿问题没有。”

    有了这样的承诺，她女儿在面试另一所学校时，虽然学校当时就答应录取，她却委婉地拒绝了。考虑到蒋倩女儿出色的综合能力，这所学校仍然很想录取她，希望蒋倩再考虑一下，10天后再给学校一个最终答复。

    第九天的时候，蒋倩给这所学校打了电话正式回绝了学校。

    但让蒋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曾经给他们打过保票的朋友突然传来消息，那所好学校没戏了。

    “我一下子慌了手脚！”蒋倩说，她赶紧给刚刚回绝的学校打电话，看看学校是否还能收下自己的女儿，还好，第二天学校回复说：他们还愿意收下她女儿。

    女儿的事情搞定了，蒋倩的问题来了。

    几天之后，蒋倩开始打喷嚏，一打起来就无休无止，而且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到后来发展到了轻微的哮喘。

    “这都是女儿小升初以来长时间积累的紧张和压力造成的，女儿的事情没有眉目的时候整个人都处在高度亢奋状态，所以身体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现在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了，长时间积攒的压力终于爆发了。”

    蒋倩的情况并不特殊，就在她被过敏症折磨的时候，女儿隔壁班的另一位妈妈开始莫名其妙地发烧，而且一直高烧不退，最终住进了医院。

　　不甘心：

    这么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说实在的，没能进那所北京最好的学校，我还是有些不甘心。”蒋倩说，班上有一名学习不如女儿的男生就进了那所让蒋倩一家心仪的学校，“他们就是花得起钱。”

    王敏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王敏家住海淀区，她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是人大附中，恰巧一个朋友给王敏找到了这个学校的“共建”名额，不过得花10万元。

    10万元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与此同时，儿子参加了离家更近的一所海淀区学校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可以十分稳妥地进入这所学校的理科实验班。

    一家人商议了几天，觉得与其花这么多钱上一个普通班，不如到一个稍逊色些的学校上个重点班。于是，一家人放弃了这次“共建”的机会。

    让王敏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次放弃，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心痛不已。

    “太可惜了！多好的机会呀，你要是能把机会让给我就好了，哪怕再加些钱！”从那以后只要跟这个朋友见面，总能听到她的这些话。

    “不甘心呀，6年了。”朝阳区的陈红也恨不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

    陈红一家的户口不在北京，8年前夫妇二人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并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北京工作居住证），就是为了能让女儿接受北京优质的教育。

    陈红的女儿虽然没能就读名校，但在家门口这所普通小学里也是出类拔萃的，英语好、数学也不错，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获得了市三好学生的称号。更让陈红欣慰的是，女儿获得了“推优”的机会。

    但是，陈红的烦恼就是从推优开始的。

    陈红知道自己的女儿虽然在学校里算是拔尖的，“但毕竟那是一所普通学校呀。”因此那些市重点学校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只想能被推优上区重点学校就行。

    但面试的时候，陈红发现“绿卡”成了摆在女儿面前最大的障碍。不少学校表示，要先考虑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孩子，再考虑他们这种拿“绿卡”的。

    几经周折后，终于有一所离家不远的区重点学校答应录取女儿了，“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在最近几年内把孩子的户口转进来。”陈红说。

    女儿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陈红却一蹶不振了：“我就是想不通，我们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上不了那些好学校。”

    陈红虽然没逼着女儿学这学那，他们夫妇却为女儿付出了很多。他们本来在家乡有着挺好的工作，丈夫开公司，她自己做翻译。为了女儿他们放弃了一切，来到北京，重新奋斗。现在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给了女儿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现在觉得特别沮丧，不知道奋斗这么多年值不值，不知道自己当初的放弃还有没有价值。”

    现在，陈红辞掉了工作，外语专业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逼着女儿学英语，准备过几年就把女儿送出国。 
   怀疑：

    “是我害了孩子吗？”

    陈红的病因来自对外部条件的不满，而蒋倩的心病则来自对自己的不满。

    “小升初”来临的时候，蒋倩给女儿做了一份自认为很能反映女儿水平的简历，共计两页。简历上除了列出一些硬指标：英语成绩、奥数成绩外，更多的是些“软”成绩：女儿在区里的摄影比赛中获了三等奖，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诗歌作品，女儿代表班级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还有长长的一串女儿曾经阅读的书目，其中包括像《笑林广记》这样的古文书籍。

    当她信心满满地把女儿的简历交给面试老师的时候，老师匆匆瞟了一眼说：“把没用的都拿掉，只剩一页就够了。”

    “哪些是没用的？”

    “就这些。”老师指的正是蒋倩引以为豪的“软”成绩。

    “到了关键时刻，所有这些都没用，学校只看外语和奥数成绩。”简历被砍掉的同时，也砍掉了蒋倩对自己和女儿的信心。

    一直以来，蒋倩觉得女儿非常优秀，也觉得自己对女儿的教育很成功。蒋倩非常重视拓展女儿的知识面，让她广泛的阅读，并鼓励她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女儿曾经代表自己班级跟外地学校组织手拉手活动，电视台还特意采访过女儿。

    “有什么用呢？”蒋倩很悲观。自己眼中女儿的众多优点，在严酷的小升初竞争中都变得无足轻重。

    蒋倩开始了深深的自责，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她甚至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没让女儿拥有那些过硬的成绩，是自己不称职才让女儿在竞争中没有了优势。

    深深的自责折磨得她异常痛苦，她开始指责女儿：“你但凡有那些硬的东西，我至于这样吗？”但是指责过后她又觉得这也不是孩子的错，于是便再次自责。

    就这样在自责和指责的交替折磨中，蒋倩的过敏旧症复发了，同时伴随着心脏的不适。

    魔怔：

    为别人设计小升初

    “我现在最不愿意看见和听见的就是‘小升初’几个字。”蒋倩说。

    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小升初”终于还是结束了，很多家长像蒋倩一样，再也不愿意提那段痛苦的日子。

    不过金燕除外，她的孩子“小升初”时并没有受太多煎熬，一下就考入一所名校。现在她每逢遇到正在上四年级、五年级的家长朋友，就会不停地介绍经验，帮他们出主意，给不同的孩子设计不同的“小升初”之路。

    “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以前我很少这么罗嗦，可是现在有点儿管不住自己，好像不说别人就会走弯路，朋友都说我魔怔了。”金燕说。

    其实，金燕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行为也是在排解压力。虽然自己的经历并不像别人那么惨痛，但她也焦虑过，同时也在感受别人的焦虑。有人说“小升初”就是“小高考”，竞争激烈程度甚至强过高考，整个社会都在为此焦虑，更何况身在其中的家长了。

    好在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脆弱。

    “我现在想想，要不是我整天指责女儿，她也不会那么焦虑。”蒋倩说反而是女儿让她渡过难关。

    就在女儿最终确定去向后，蒋倩对女儿说：“如果你觉得委屈，一年后，我再想办法帮你转到一所好学校去。”

    “转到那样的学校是你觉得好，我并不觉得好。我就喜欢这里，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目标，我在这一定能学得更好。”女儿的冷静和理性完全出乎蒋倩的意料。

    女儿现在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日语特色校，日本首相曾到学校参观过。女儿所说的新目标就是等下次日本首相再来参观时，她能成为那个接待首相的学生代表。

    女儿成长了，蒋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进肚子里了。 （记者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