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23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10件地方热点舆情进行研判点评，就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出客观分析。

　　这10件地方热点舆情分别是，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上海市户籍新政，河南灵宝市王帅案，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飙车案，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湖北石首市骚乱。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表示，通过对各地政府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创造性工作的梳理和小结，希望能为党和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处置突发事件，采取科学的、专业的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排查处理矛盾纠纷，提供尽可能客观、科学的舆情参考数据和舆论引导建议。(记者李丽)

　　给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打分

　　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说明：本表数据为11位舆情分析师采用德尔菲法，对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表现进行分项评估后得出。其中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为常规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10~10分；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三项为特殊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5~5分、-3~3分、-3~3分。舆情分析师依据以上各项指标对政府表现分别做出评价，政府表现越出色、应对越得体则得分越高，反之则得分越低。最终依据各项表现综合所得总分，得出蓝、黄、橙、红四级警报级别，警报程度相应由低到高。其中总分20.00分以上为蓝色警报，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总分15.00~19.99分为黄色警报，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总分10.00~14.99为橙色警报，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总分10.00分以下为红色警报，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单学刚：

　　“网络民意”的力量在邓案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此案的信息透明方面与过去相比并非毫无进步，然而，这起案件也突出反映出基层政府对信息公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十分陌生。这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却因沾上了“镇招商办主任”这一在中国干部体系中根本不入流的“官”而演变成“泛政治事件”，并引发了网络上“仇官”情绪的集中爆发。

　　对此，地方政府要敢于和部分无良官员“切割”，不能让任何个体的无良官员都要去“代表”整个党和政府，而不假思索、不计代价地去维护。

　　特邀专家曹景行(著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者)：

　　民间舆论的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是因为民众无法再容忍某些官员凭仗权势胡作非为他们普遍担心，在邓贵大、黄德贵之辈可以如此嚣张的地方，司法公正能不能得到保障，“弱女子”邓玉娇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互联网的力量改变了邓玉娇案中的强弱对比。

　　互联网上的舆论倾向有没有干预司法或扭曲司法公正？就邓玉娇案来说，至今为止，互联网的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特别是还原案发真相。同时，在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中，网上舆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制衡作用。

　　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韩长青：

　　当“6·5”成都公交车燃烧惨案被最终认定是“人为故意纵火”时，普通百姓的心理恐慌可能是深远而长久的。

　　舆论从成都的公交车燃烧案，关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上下班高峰期过度拥挤、公交车的严重超载运营等问题。驾乘安全检查制度的纰漏，突发事故自救设备的缺失，普通市民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疏于演练，以及公共安全监管中的责任不清、权力不明、追究不严，使网民批评的声音早已越出城市公交车，指向了地铁、列车、轮船、电梯、大型游乐场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

　　特邀专家杨良化(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原总编辑)：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一是突发，二是恶性。像这样一个爆发于都市街头、立即被所有渠道传播的事件，却在市民惊悚和警醒之余，并没有诱发重大不满和群体事件，一度出现的谣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稳落幕。

　　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化险为夷，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对得当。三天五场发布会，体现的一是反应迅速，二是公开透明。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拖怠贻误主动，本来可以讲得清的事情、解得开的矛盾，硬是被层层请示、迟迟未决、游疑再三、官僚迂腐而拖得民情不满、情绪对立。而另一方面，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把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原原本本揭示给群众，换来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权的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谣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河南灵宝市王帅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何新田：

　　王帅案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就是他因发帖获罪，触犯了网民言论自由的底线，每一位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王帅，被“跨省抓捕”，网民的愤怒和嘲讽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对网络舆论批评，灵宝市一些官员一边露出被诽谤的委屈模样，制造不存在的“诽谤政府罪”，一边举起刑罚大棒对网络批评进行打压，不远千里将发帖人抓回。

　　这一案件涉及基层政府对互联网的合理监管问题。网络监控手段需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不能打压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

　　特邀专家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河南灵宝王帅案是源于网络、最终又在网络推动下获得解决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政府而言，如何使执政能力与网络时代相适应，已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事件首先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正确对待网络民意。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并不知道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不了解网络时代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高涨，参与方式更加灵活。而且，在网络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网络意见都相当于公告天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置，就有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

　　在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积极主动的干预下，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人民网公开承认王帅案是错案，使这个事件最终获得了解决。可以说，他的行为开启了省级干部在网络上公开承认错误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同类事件的示范。

　　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刁炜：

　　“高考公平”素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故重庆市高考状元何川洋少数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一经披露，迅速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切。

　　而重庆有关方面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所表现的强势与冷漠招致了更大的不满，特别是在重庆招办拒绝公布违规考生31人的完整名单后，该部门某官员的不当言辞对媒体和公众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公然袒护，将使普通公众在“赢家通吃”的对比下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公众对状元民族身份改变的不满，就是这种相对剥夺感产生和滋长的明证。

　　最终，重庆方面宣布取消31名违规考生的录取资格，又引起网民一片唏嘘。按说家长违规，孩子无罪，但过于强势的家长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这样决绝的处罚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特邀专家舒立(《财经》杂志主编)：

　　重庆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31名考生因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加分作弊，重挫社会对“最后一块净土”大学招生制度的信心。

　　重庆市政府最终选择取消31名考生的大学录取资格。这个决定对这31名寒窗学子来说令人扼腕，但对于政府施政和市场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公众之于政府的知情权，媒体之于政府的批评权，需要首先得到尊重。31名学生的名单从保护年轻人隐私的角度可以不公布，但对帮助31名学生身份造假的长辈必须进行问责。重庆市政府最终满足了公众的要求。

　　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亟需缓释社会积怨，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维护大学招生制度的公正权威是一项最起码的工作。

　　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潘宇锋：

　　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施行“全民免费医疗”，本该让抱怨看不起病的中国人喜出望外，却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疑虑。神木县委、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新型医保在公共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会继续实施下去。

　　神木的尝试没有引起普遍的激动，却遇到了众多的质疑，这个反常的现象与这些年来一些改革措施向官商特殊利益集团倾斜、民众普惠减少有关。从网络反响可以看出，面对这些质疑，当地政府的表态恰到好处，仅仅就事论事而不涉及任何对改革问题的争论，使医改新政能够被更多人接受。

　　特邀专家吴长生(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

　　神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的背后，是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严峻现实，是人们对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极度不满，是人们对加快医疗改革的急切渴望。这些情况，却是不易“淡出”的，只要医改没有按人们所期望的步履持续推进，民怨就会不断积郁，并“潜伏”着随时“寻机”爆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由于“神木医改”是一桩正面事件，除了引发一些诸如财政能否支撑等质疑，它基本没有带来负面效应，没给地方政府招惹麻烦，县领导的“低调”应对也算恰当。这也恰恰证明，凡是得民心的事情，哪怕有点“过分”，也会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愿当政者不要因为神木医改“没惹麻烦”就忽视它，而是透过神木医改引发的强烈反响进一步体察真实的民情，切实加快包括医改在内的各方面改革的步伐。

　　上海市户籍新政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刘志华：

　　上海此次户籍新政出台后随即引发无数争议。舆情热度虽然很高，但并无严重威胁，上海市政府方面的表现也中规中矩，相关信息发布比较及时、透明、权威，对公众的一些质疑有解释、有澄清、有安抚，主要领导人也曾出面与公众互动，总体来看，在舆情处置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失分。

　　然而，政府方面姿态虽然可嘉，但对一些质疑——新政“步子不大”、“居转户”“门槛太高”——始终无力化解，也无法作出有效回应。

　　很多时候，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素养的提升和对一些处置艺术的把握也许并不难，但对舆情中所反映出的公众的一些利益诉求，通过调整政府决策作出实质性响应，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到。

　　特邀专家曹焕荣(人民日报新闻协调部主任)：

　　网上风波起因多样，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共事件的突发，二是公共政策的颁发。就政府而言，遇前者容易陷于被动，后者则能够掌握主动；对前者的调控有难度，而后者一般可控；前者伴随矛盾、冲突的风险性大，后者相对比较平稳。

　　上海这次能把“户籍新政”的网上舆情“警报级别”控制在蓝色程度，有几点是成功的：理解民怨，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总会众说纷纭，何况是事关个人如何“居上海”的问题？对于部分网民的议论、指责、情绪化语言，宜疏不宜堵。理解民惑，对于这么一个细碎的、纷杂的政策规定，人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解和存疑，需要有关部门不厌其烦地作出解释。理解民意，各方面针对“户籍新政”的反馈，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无疑会成为政府改进这项工作的重要参考。

　　浙江杭州市飙车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李永刚：

　　这是一桩在媒体和互联网上被高倍放大的命案。肇事者的“富家子弟”身份，罔顾他人生命的飙车行为，其同伴冷漠狂妄的表情，加上杭州市警方首次通报称肇事车速仅约每小时70公里，肇事者未被及时拘留，以及杭州媒体一度集体失声，让网民和公众从悲痛走向集体愤怒。在网上，迅速出现一个流行新词“欺实马”，表现出网民对公权力的公信力的质疑和嘲弄；在网下，杭州市民自发到车祸现场点起蜡烛、献上菊花，是凭悼更是一种意见的表达。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出面表态，杭州警方为轻率认定车速向公众道歉，特别是113万元巨额赔偿协议，使得公众的心理伤害和挫折感得到一定补偿。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和心理对立，如何维护司法公正、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些问题仍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舆情热点的主题。

　　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王俊岭：

　　当地政府涉嫌违规的行为已经激起了广泛质疑，逯军的惊人之语不仅没有消除媒体和公众的疑问，反而似乎“坐实”了种种猜忌。

　　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采用了低调而简洁的处理手法，将逯军停职调查，果断切割，而不是像另一些地方政府遇事总要下意识地为自己的官员辩白修饰。这就避免了“越抹越黑”的被动循环，同时又有效地减弱了负面影响。网民的关注点也逐渐由这句话转变到违规建别墅这一事件本身。

　　特邀专家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逯军的言论不仅仅是把执政党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这么简单，问题更在于它直接违背党内民主原则。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无数地方官员起而仿效此类行为，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合法性。

　　如果说逯军的言论在二三十年前出现，那还只是涉及执政党与党的报刊间的关系，经过30年改革开放，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今天更应被视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其功能有别于党的机关媒体。但逯军所敲打的正是作为社会媒体的都市报刊的记者。逯军言论之谬，根本在于漠视新闻传播规律。

　　特邀专家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作为公共管理学者，我更关心的是“逯军事件”这一文本的“叙事结构”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如果是，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要严肃查处。

　　逯军说出把党和群众利益严重对立、具有严重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的言论，这样的干部是如何上到如此高的位置、主管如此重要工作的，似乎也有追究责任的必要。逯军把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说成是“闲事”，而郑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干部竟称这是逯军个人的行为，组织部也管不了。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地的“官场生态”是否真的出了问题，需要上级部门认真研究。

　　这个“案例”应该是一个典型案例，要对那些不负责任、没有起码的政治和道德品质修养、胡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起到警示作用，让党和群众满意。

　　湖北石首市骚乱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

　　在网络时代，想要隐瞒重大突发事件几乎不可能。今年的石首，在长达80个小时内，警方对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解释，却强势要求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官方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终于酿成比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陷入极大被动。

　　相比传统媒体事发当时的寥寥数篇通稿，现场网友的报料和图片、视频却引爆网络——这一事件在网上几乎是实时进行“报道”的。当地领导人明显缺乏担当的勇气，在事件持续进行中，主要领导人没有站出来直面民众，做好沟通工作，消除公众质疑，而把警察推到了前面，从而无法果断迅速地化解危机。

　　特邀专家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参加中央集中培训刚刚返回各地不久，石首就发生如此激烈的群体事件，这可算是当地政府交出的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当地领导干部处理群体事件没什么长进，执政能力存在缺陷。

　　贵州省处理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亲临现场，就事论事，信息公开，反思自责，开启问责，慎用警力”这样几条原则。这为各地处理类似事件做出了榜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赞扬。但是，从石首事件的全过程看，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却显得另类、没有章法；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看不见领导的身影，听不见领导的声音；信息不公开，且封锁消息，以致传言、谣言满天飞；滥用警力，将警察推到第一线“抢尸”，以致警民冲突频频发生；既无自责，也无问责，反而一味责怪群众。

　　鉴此，我们的评价是：就政府应对而言，石首事件较瓮安事件退步。

　　特邀专家蒋兆勇(著名独立时政评论员)：

　　石首事件是迄今为止，暴力程度、警民对抗程度最高的重大群体事件。如此对抗专政机器，石首事件可能是社会冲突从社会性利益性冲突向政治性漂移的标志事件，涉及民心向背，有识之士不能不察，为政者不能不慎！

　　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

　　“躲猫猫”事件网友调查团，在新闻宣传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不过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前一天还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与鼓励“网友调查团”，第二天开始则对“网友调查团”更多的提出指责。有网友开始质疑这是一场舆论公关的作秀。

　　网友调查团由于种种配套措施的不完善，最终并没有达到媒体人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最初的目的。不过，伍皓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哪怕“烫着自己的手”，也要让沸腾的民意“变为蒸汽慢慢消散”，防止把壶底烧穿，很经典地阐述了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和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必要性，被舆论普遍认可。

　　特邀专家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过去发生类似事件，一般来说舆论达到高潮之时，官方领导会作一些批示，而宣传部是在当“看客”，有时还会根据某些领导的意图下达“禁令”，不准媒体议论。而伍皓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官员，不仅没有阻挠媒体的热议，而且还组织网民调查，其行为已属不易。我认为，“躲猫猫”事件的最终成功处置，可成为民间舆论、传统媒体、新媒体与国家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的对“追求真相”认同的标志性事件。

　　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

　　1.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官员讲得到位：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

　　2.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

　　3.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例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主张：“说真话，立刻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总结的经验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4.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研究表明，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和围观民众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利益问题。高明的地方领导者，总是善于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政治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

　　5.针对某些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建议政府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包括中央和地方切割，地方与基层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避免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政府为个别无良官员的不作为和其他问题“背书”，不要被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忽悠。

　　6.在网络舆情中，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勇于“抢旗帜”。在历史上，我党与当政的国民党反对派作斗争时，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就特别擅长抢民主、和平的旗帜，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拥戴。今天，就是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

　　7.群体性事件处置往往包含三要素，即公布事实真相，惩处民众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惩戒不作为或有问题的官员。瓮安事件以来各地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这三件事孰先孰后，很有讲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问责。如果地方政府不反思自己在新闻发布和说服公众方面的工作不足，却迁怒于无辜的当事人和网民，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8.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如何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要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现实，一些地方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阙失，让网民对公权力产生某种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形成传播学上的所谓“刻板印象”。在不少地区，修复政府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

　　9.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网络社区(BBS、微博客、QQ群等载体)和“公民报道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中发展“盟友”。盟友不是部下，也不是潜在的敌人。要允许和鼓励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施政阙失提出批评，开展舆论监督，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对话，帮助他们理解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引导他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帮助地方政府，缓释民间某些不满情绪。

　　10.政府的网络舆情研判和应对能力，也是执政能力和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都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一方面，要改进政府的立场表达和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要把握住社情民意的脉搏，认真倾听网民和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化解社会隔阂和对立情绪，打造国民政治共识，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祝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