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放可规范、可控的车补，赎买官员不规范、失控的公车福利，以此来让官员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这种“赎买式改革”似乎已成为当下车改的主流模式，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规范化的车补在争议中也获得了许多人的理解，比如近日杭州的车改。但也有一些地方，由于政府在车改上毫无节制的贪婪，借车改往自家腰包里狠揣钱的行为，激起舆论极大愤恨，比如辽宁辽阳弓长岭区的“每年车补最高8万”。

　　新华社记者在2008年4月下发的中共弓长岭区委、弓长岭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弓长岭区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上看到，区级领导车补发放标准为，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区政协正职6.5万元／年。而该区区委宣传部的负责人表示，本区车改之前公车支出占正常办公经费的70%，车改第一年就综合节支320万元。(新华网7月23日)

　　杭州车改领导最高2600元的车补，尚引起舆论争议。行政级别比杭州低几阶的区长官竟年补8万元，还理直气壮地高呼节约，还有点儿起码的政治廉耻感吗？平均每月近7000元的车补，每天近250元，你每天要跑几千公里，仅车补就8万元，你本身的工资是多少？更耗钱的房补又得补多高？这哪里是补，分明是抢！

　　就是直接取消公车福利又如何呢，没有了车这官就当不下去了吗？虽然很不情愿，但其实舆论已在情感和理性上认同了实际上向既得利益群体作出很大妥协的赎买式改革，毕竟这样可以减少改革阻力，也确实能将失控的福利规范化——舆论很务实地让步了。但某些地方官员实在贪得无厌和得寸进尺，利用公众的妥协和纳税人无权监守财政，打着改革的旗号自肥，把赎买操纵成一场对公共财政的疯狂掠夺。毫无羞耻地用自己的左手给右手发钱，车改年补8万，就是这样的疯狂掠夺。

　　那个车补拿8万的领导，不要跟我说比过去节约多了，也不要说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更不要说还有地方更高——扪心自问，这8万你拿得真心安理得而不觉着手上发烫吗？

　　再来说说“比过去有很大的节约”，这是不少地方为畸高车补辩护时的常用借口。官员口口声声谈到过去的公车费用——可在公众根本看不到每年的财政用度状况，看不到政府每年花销账单，对公共财政缺乏知情权的情况下，谁知道你所说的“车改第一年就综合节支320万元”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财政是一笔不透明的糊涂账，纳税人看不到并无从监督，所以任何“为纳税人省了多少钱”、“与过去相比节约很多”的宣称都不可信。为什么不敢公布所有的政府花销，让公众自己去算这笔账。只有当做政绩展示时，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宣称“比过去节约了多少”，把丑事当成了好事，把不光彩的事偷换成冠冕堂皇的，为什么过去不向纳税人公布这些数据呢？

　　如今官场喜欢为了营造“起码比过去有进步”的次优幻觉，就把过去描述得一团糟，尽可能地展现过去的缺点，以此论证如今有许多缺陷的改革措施尚不是最坏，什么“禁酒令省下了4300万”、“38个会议省1000万”，这种逻辑在车改辩护中被用得最多，辽阳弓长岭区的官僚就把这种逻辑用到极致。

　　本人并不苛求完美无缺的改革，认同次优思维，即使存在很多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但比过去有所进步就值得赞赏——次优思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但这样一种思维正被官场某些贪得无厌之流滥用，成为遮掩其惊人贪欲的遮羞布。某些地区的车改就是这样，他们利用公众对财政用度的不知情，反正过去的集体之恶也无法追究，于是尽可能去丑化过去，把过去的情况说得很糟，从而论证如何并不算太坏，甚至可以算得上可以接受的次优。他们所做的不是论证改革本身的正当，而是在顾头不顾腚地丑化过去中为自己辩护。无论车补如何的过分，但比过去还是有节约啊，“次优思维”就是这样被滥用。

　　使用“次优思维”本有两个原则：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过去的那些缺点和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人们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进行今昔对比；一是本身要有独立的、站得住的理由，本身要能经受得住起码的理性拷问，不能完全与过去相比来凸显正当。而辽阳此区的8万元车补，两个方面都站不住脚。一是信息不充分，纯粹是宣传官员一面之词，谁知道与过去相比是不是真的节约了。一是经不起理性拷问，没有论证8万元车补本身的正当性，而仅仅是拿过去当幌子。尤其让纳税人恐惧的是，这样的改革还在被兄弟县市借鉴和效仿。

　　车补8万元还算节约，看看权力编造的改革幻觉，看看权力是多么贪得无厌，看看务实的“次优思维”被某些官僚糟蹋滥用到了什么恶劣的程度。我不反对以车补赎买公车福利，但我反对这种无耻的赎买。(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