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香港《大公报》以《晋血站问题多 卖血农离奇亡》为题，报道了山西翼城某农民一个多月内4次在山西曲沃献血浆后死亡的事件。3月22日，血站方面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称香港《大公报》山西办事处记者曾“敲诈”并索要30万元“版面费”未遂后对曲沃血站诬陷，做了不实报道，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大公报》山西办事处随后也在网上高调回应，指称曲沃县委宣传部官员参与“贿赂”记者未遂。双方还通过网络互曝了“谈判短信”。
自去年山西被揭煤矿“封口费”事件后，山西媒体圈一度归于平静。在圈内人士看来，短暂的平静归于山西新闻出版、公安等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而且去年山西煤矿的关停与煤炭市场低迷，也对媒体外部环境净化起了关键作用。
“曲沃事件”的真相尽管尚未明晰，但该事件再次警示：无论是“敲诈说”还是“贿赂说”，在山西的政企和媒体之间，为何以及如何滋生出诸如此类的新闻“毒瘤”？
山西媒体生态环境“恶化”？
在山西某报社的一间办公室，拥有20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老记者李仁轩(化名)，向记者展示了一大叠资料。厚厚的新闻作品剪报是他漫长职业生涯的呕心之作，另外还有其整理出版的两本新闻作品集，序言均由时任山西领导所作。
遗憾的是，作为资深记者，李仁轩近两年再未动过笔。
“不是因为做个小官而封笔，”李仁轩解释道，“新闻环境的恶化、记者队伍的复杂，已让我这个老记者难以适应了。”
几年前升任报社副总编的李仁轩，其实还是希望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但一次采访令他决心终结自己的记者生涯。有一次到某企业采访，见面后，企业负责人先是上下打量他一遍，并让其出示记者证，然后问是否收费，李仁轩虽竭力解释，但企业负责人却强塞给他两条烟，说天天接待好几拨记者，不想接受采访。
回想刚做记者时的荣耀，李仁轩颇为留恋：“那时虽是省里行业报的记者，但到地方上采访，对方非常重视与热情……过去别人求你去采访，现在你采访得求别人。”
山西的媒体环境的恶化，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态度变化即可看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山西某产煤市新闻办主任形象描述了其亲历的三任市委书记对待记者的态度：“第一任书记时，有记者到市里采访，书记要专门安排时间会见，并亲自陪记者就餐；第二任书记，但凡有记者到市里，书记都安排宣传部长接待，书记视媒体大小与个别礼节性照个面；到了第三任书记，书记专门定下规矩，由宣传部下属的新闻办负责审核记者身份，如果是正常报道就由新闻办接待，如果涉及费用则一律不接待，想见书记几乎不可能。”
“自称是记者的人太多了！我们是惹不起，只能躲。过去我们乡镇一年来不了三个记者，现在一天要来三拨，其中还不乏自称是中央级的。”山西临县一位乡镇书记感叹。
煤炭带来“原罪”？
在山西，许多新闻圈中人把媒体生态环境恶化归咎于煤炭的兴盛。近年来，伴随着山西煤炭产业的突起及安全监管环节的相对薄弱、法制的缺位，让一些逐利者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将媒体所固有的宣传报道与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扭曲，甚至变为牟取钱财的工具，个别记者置职业道德操守与社会形象于不顾，进行敲诈、勒索，一些人还冒充记者参与其中，进而造成了整个山西媒体圈的乱象，甚至破坏了正规新闻单位的工作环境。
“上世纪末煤炭市场疲软时，山西新闻行业还是非常规范，记者队伍也比较纯洁。就是进入新世纪的这几年，煤炭等资源性产品井喷发展，利益诱惑下，出现了个别害群之马，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塌陷’。”李仁轩向记者阐述自己的看法。
从2002年山西繁峙“6·22”金矿特大爆炸引发11名新闻记者违纪被曝光开始，山西新闻界便“新闻”不断。
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一煤矿被打成重伤，送医院后不治身亡。随后《山西浑源：记者被黑心矿主暴打致死》的帖子被发到了天涯杂谈，开始在网上流传。此事后经国内众多媒体报道，受到胡锦涛、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关注。
时隔一年多，一件令山西新闻界集体蒙羞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被曝。两个月后，新闻出版总署对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给予了处罚通报，其中有4名新闻记者被给予处分，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分别作了相应处理。
“‘封口费事件’不是个例，是潜规则。”某圈内人士直言，“煤炭富了一帮人，毁了一帮人。富了披着新闻外衣的‘假、劣记者’，毁了真正的新闻人。”
知情人吴晓向记者描述了一些“假、劣记者”的“产业化”运作模式：“许多人在每个县，甚至有煤矿的乡镇都有线人。煤矿有事故或违规生产，第一时间就能得到信息，自己得逞后，再把信息‘卖’给其他人。在私挖滥采严重的地方甚至有人长期租住，形同黑社会定期收保护费……”
“‘黑吃黑’是这些人一贯的特征，‘假记者’后恰恰存在‘真新闻’。”山西能源领域某专家表示，“按照有关政策，煤矿发生事故后瞒报或违规组织生产，政府的惩罚力度是相当大的。许多矿主因事情见不得光，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出血’，这客观上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他表示：“敲诈大多是针对小煤矿，许多煤矿的吨煤成本中有20—30元就是给‘记者’支出的。但随着山西推进煤矿重组步伐的加快，2010年要整合为1000座大矿，到时候这些人一定会失去市场的。”
李鬼砸了李逵的“饭碗”？
10年前，23岁的许宏伟大学毕业，然后应聘到山西某平面媒体做记者。如今，而立之年的他，依然租住着一套小单元房，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到处采访，不到2000元的月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回到单位，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许宏伟越来越觉得自己吃的是“青春饭”。
“当一名好记者一定要肯吃苦、勤跑动，特点是‘收入少、压力大’，所以我称自己是‘新闻民工’。”许宏伟调侃道。
采访中，《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在山西，新闻记者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大有人在。表面看起来风光的记者，其实背后的辛酸苦辣是常人难以体会的，许多记者还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经常遭遇生命威胁。山西某报特稿记者李蔚华就曾多次遭到采访对象的威胁。
而2008年12月发生在身边的两件事更令李蔚华脊背发凉。其一是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进京拘捕央视女记者；其二是《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调查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土地违规问题时，被张家口警方带走。
“现在记者的处境很尴尬，写正面报道没人理你，搞监督风险又太大。”李蔚华颇有感触。
面对“收入低、保障差、风险高、压力大”等行业特点，李仁轩还是希望年青人要把握好自己：“媒体市场化后，许多记者都不占编，流动性大，有人对工作不太珍惜。加上看到下面胡搞的‘记者’收入颇丰，如把持不住，极有可能会沦为‘假记者’后的真记者，甚至直接从事违背良知、道德之举。”
“辛苦一点、危险一点都在其次，主要是现在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许多人戴起有色眼镜看记者，防备、反感记者，使记者的正常采访难以开展，自尊心屡受打击。”参加工作不久的山西某媒体记者王筠道出了许多同行的心里话。她希望政府能加大监管力度，不能让李鬼砸了李逵的“饭碗”。（记者 韩文/山西报道） (文中被采访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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