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去年和今年的两会连续提出议案，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最近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放开二胎刻不容缓。有人可能产生疑问，大学校长关注人口政策，是不是管得宽了一点？

　　毕：一点也不宽。大学校长关注人口政策，其实是有传统的。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力主节制生育，受到围攻也不屈服，这个故事太有名了。马寅初要求控制人口，纪宝成要求放开二胎，两人的意见看似相反，其实都是大学校长就国家的重大公共政策对现状说不。时代变了，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也与半个世纪以前大不相同，人口政策是否应当与时俱进，已经成了紧迫的问题。校长的职能首先当然是管理好自己的学校。但大学校长有自己的专业背景。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研究中国人口政策是学术领域的自然延伸，他为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而焦虑。纪宝成也是经济学教授，他为现行政策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而担忧。我认为，他的意见不是灵机一动，也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以本校人口学系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向政府和社会认真建言。况且，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比例相当大。独子难教，面对 8000万独生子女，中国遇到了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人口政策与大学校长怎么能说没有直接关系呢？

　　梁：主张调整人口政策的不止纪宝成一人。同样是政策建言，由名牌大学校长提出，影响力会超过一般学者。马寅初的意见当初影响也不小，但他遇到的领导人太强势，所以说了也白说，还招来很大的麻烦，连校长也当不成了。今天情况不同，人大代表、社会名流的建言，有可能对公共政策的调整产生影响，被决策者采纳。况且，大学是学者专家云集之地，研究问题往往比行政机构视野更为开阔，立场更为超脱，重要的意见由校长出来表达就更有分量。

　　毕：这一点很重要。虽然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公众掌握的信息仍然很有局限。政府公布的信息和大学掌握的信息未必一致。有时政府不同部门公布的信息也有差异。比如中国生育率的数据，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计生委认定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1.8，纪宝成认为只有1.6，还有专家认为实际数据比这还低，上一次人口普查只有1.22，考虑到漏报因素也达不到1.4，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国家的行列。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知道统计数字发布往往受到长官意志的干预。有关人口数据恐怕也不例外。哪个数据更真实，值得研究和讨论。在大学供职的学者，有可能做出相对客观的调查和分析。只有把握真实的国情，方能作出恰当的决策。

　　梁：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占全球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国家，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维持高生育的国家已经不多，主要在非洲南部。全球性的人口爆炸已经成为历史。世界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乃是因为人类寿命延长以及上一两代人高生育的滞后效应，但已明显减速，看到了拐点。我们对外宣传，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了几亿人口，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他国家未必领情。一些生育率超低的国家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萎缩的征兆，政府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因为行政的力量可以有效地让人不生育，却不可能让没有生育意愿的公民去生育。这些新情况，一些专业研究人员是清楚的。但大众传媒如果不介绍，公众并不了解，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全球人口爆炸还在继续，包括一些学者也习惯于人口爆炸的说法。

　　毕：提倡大学校长关注公共政策，不限于人口政策。我知道有的大学校长是法学家，曾经在人权和法治领域建言。有的校长是经济学家，曾经在国计民生方面建言。就是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也可以就公共政策建言。但总的来说，校长建言的声音还不是很多。孙中山说，政治是众人之事。议论风生的社会，是有生气的和谐社会。大学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智库，大学校长应当成为社会的贤达之士。只会赞美的校长不符合公众和师生的期望。校长只有在公共领域不再唯唯诺诺，敢于批评和善于建言，才能提高大学的声望。(梁子民 毕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