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发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的“6·28”群体性事件震惊中外，原县委书记王勤因对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日前，新华社披露，王勤已“复出”，调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
　　作为被问责不久、尚在处分期的官员(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撤职处分，有效期两年)，王勤的“复出”履新，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一阵波澜。
　　近来，官员被问责处分后，在本地或异地任职的并不在少数，如因“黑砖窑”事件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原辽宁西丰县委书记。他们复出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这些官员有相似的经历和遭遇：都曾被高调问责，又低调进行了“复出”。
　　事实上，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必要性，公众并无太多质疑。焦点主要集中在不公开，不透明，不知情。 

　　伴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推进、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对于违纪或承担行政责任的官员，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一棒子打死。这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和惩戒的初衷。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安排合适的职位，让昔日的被问责官员在新的岗位上，吸取前车之鉴，发挥热量，体现着社会的理性和进步。
　　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交代和解释，而不应和公众“躲猫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的隐蔽，可能使此前严肃的问责风暴被误解为避风港、躲风头，不仅背离了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也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然而，目前一些被问责的官员都是悄然复出。什么样的官员可以复任，怎样任命，为什么任命？在被处分期间，被问责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公众应当获知的信息并没有公开。在一些地方的领导观念里，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等社会焦点转移了，该任用的人也就悄悄复出了。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时多因公共事件，所以被问责官员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人物，社会关注度高。因此，对这些官员的任命使用，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说服力。这既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也体现出对干部的爱护和负责任。
　　信息公开才能疏导公众情绪。以王勤为例，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静悄悄”上任。这种方式，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也是官员“低调复出”容易引起争议，形成新的社会热点的主要原因。
　　站在被问责官员的角度，低调上任，也不利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开展工作。由于社会舆论的敏感，任命时又缺乏合理的解释和基本的沟通，被问责官员履行新职时小心翼翼，“名不正言不顺”，不能心无旁骛地开展工作。
　　目前，我国已逐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已成为常态。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加强对被免职官员的跟踪考核，经过严格程序，达到一定条件，组织部门再重新起用，向社会公示，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给群众一个交代，还干部一个明白。 何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