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北京已露春意，八宝山殡仪馆太平间内依然寒气逼人。已去世58天的李福祥(化名)一直躺在这里，难以火化。

 　　3月11日，李福祥的前妻刘海英(化名)打来求助电话称，为了讨要医疗欠费，医院扣留死亡证明，致死者不能火化；石景山医院则表示，不能交出死亡证明的原因,是刘无法提供合法的委托文件。

 　　58天，已更迭冬春两季。薄薄的一份死亡证明，令李福祥尴尬地停留在生与死的空白地带。

　　-老人

 　　停尸58天难火化

　　刘海英向本报求助时称，要为“一位死者维权”。

 　　死者是刘海英的前夫李福祥。刘海英说，在李福祥去世后的58天里，她一直在为此奔波。

 　　1月21日至今，在八宝山殡仪馆的停尸房里，李福祥躺了近两个月。刘海英说，因为没钱归还李福祥住院期间的6627元医药费，她迟迟拿不到石景山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而八宝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刘海英，按照《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正常死亡者的遗体，须凭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火化。一般情况下，因病去世的死者遗体在一周之内就要处理完毕。医院临床死亡的患者，若没有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他们无权处理尸体，死者遗体只能继续保存。

 　　刘海英称，过去的这58天里，她一边向石景山卫生局投诉石景山医院违规扣留死亡证明，一边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为低保户李福祥报销全部医药费。

 　　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但李福祥依然躺在太平间里。

 　　-医生

　　死者欠费6627元

　　李福祥死于2009年1月21日。当日中午，3个多小时的抢救无效后，李福祥停止了呼吸。

 　　石景山医院急诊科张主任是李福祥的主治医师。在死亡通知单原因一栏里，她写下了“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一行字。

 　　她说，李福祥去世时67岁。1月3日,李福祥入住该医院，死前身上有大面积的褥疮，肺部严重感染。

 　　住院18天，李福祥欠费6627元。随后，李福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殡仪馆的停尸房。

 　　刘海英称，获悉殡仪馆火化遗体需要死亡证明时，她与医院交涉，但院方表示，只要将李福祥所欠的医疗费用补足，就会将死亡证明交给她。

 　　刘海英则认为，自己仅是李福祥的前妻，“我在法律上早已跟他没有关系”，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他的医疗费埋单。而女儿是国家保送出国留学，同样没有经济能力。

 　　2月5日，刘海英再次找到石景山医院，要求院方出具有效的费用单据，“我当时想，先把单据开出来，然后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然后再归还给院方”。

 　　因为没交钱，刘海英拿到医院急诊室的一份欠费证明：“患者经抢救无效临床死亡，在治疗过程中欠急诊科抢救治疗费用约6600元”。

 　　这份以个人名义开出的欠费证明，在民政部门没有获得承认，因此不能申请相关的医疗救济。

 　　-前妻

　　死亡证明被扣留

　　李福祥去世后的第37天，刘海英又去了一趟八宝山殡仪馆。新的问题产生了——除了此前的6627元医疗欠费外，李福祥在停尸房的费用为每天50元。

 　　若迟迟不能火化，这笔钱谁来负担？

 　　刘海英称，她写了相关资料投诉至石景山卫生局。在卫生局的协调下，院方同意由刘海英先打借条，来日归还。但院方同时认为，是刘海英一方迟迟不交治疗费导致停尸多日，所产生的这笔费用应由李福祥家属负担。最终，在停尸费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李福祥的火化问题被继续搁置。

 　　此后，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刘海英称，当她要求复印李福祥病例，声称要去法院起诉医院时，院方提出了新的质疑：刘海英难以提交合法的身份证明，不能证明其是死者的家属，所以医院没有义务将死亡证明交给她。

 　　这一举动，令刘海英不满，“他们刚开始就默认了我的身份。现在，他们又不承认了。这是托辞，目的是将停尸的法律责任全部归到我的身上来。”

 　　-医院

　　家属无合法证明

　　3月12日，石景山医院，面对记者，该院急诊科张主任拍案而起,“我们不求感谢，但求公正”。

 　　另一方,则是怒目而视的刘海英。刘海英称，李福祥刚进医院时，因为没交住院押金，院方不给安排住院，一直住在抢救室。张主任多次向她催费，还曾多次要求为李福祥办转院手续，因此耽误了李福祥的病情。

 　　张主任则表示，他们曾要求转院，但并没耽误治疗。李福祥病危的1月20日晚上，她多次拨打刘海英的电话，但手机关机。直到手术前才联系到她。当她做完手术第一时间通知刘海英患者已去世时，“一转眼，她就不见了踪影，把尸体扔在抢救室，就跑了”。

 　　该院医务处的陈主任还称，李福祥住院期间，不仅没交治疗费，而且没有一个家属陪护，18天均由医院派护士料理。刘海英如此状告医院，让院方伤心不已。目前，因为刘海英没有合法的委托书，所以决定不将死亡证明交给刘海英。“既然她要到法院起诉，医院只好等待法院的判决。”

 　　是不是欠费，就无法获得死亡证明？

 　　陈主任就此表示，起初，院方确实认为只要补足医疗费就能交付死亡证明。“因为很多病人去世后，家属通过种种方式不交治疗费。”

 　　“但到了后来，刘海英称自己与李福祥没有关系，那我们怎能将死亡证明交给没关系的人？所以，按照有关规定，我们要求刘海英给出李福祥子女出具的合法委托书。”

 　　所谓的合法委托书，是指李福祥一子一女的正式委托文件。

 　　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份文件很难获得。李福祥的儿子是李福祥与前前妻生的。他表示，二十年前，李福祥抛弃他们母子，多年来没有来往。对于李福祥的死，他称不想掺和，也不愿出具委托书。

 　　李福祥的女儿李凤(化名)现在欧洲求学。刘海英称，她和女儿李凤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女儿出国，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被保送出国的。若回来，路费难以承担。而李凤的学费，规定用来读书，不能拿来处理丧事。

 　　-专家

　　扣证之举不妥

　　拖欠医疗费后，医院是否有权拒绝出具死亡证明？昨天，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3月13日，石景山区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刘海英的身份不合法，所以才未将死亡证明交给她，并非因为欠费问题——“李福祥不是全靠民政部门养活的‘三无人员’，医院必须将死亡证明交到李福祥直系亲属的手里，或者由直系亲属出具合法的委托书，才能交由其委托人处理。同时，必须补足院方医疗费。”

 　　该新闻发言人还表示，目前医院正通过公安、外事部门联系李福祥的子女，在未联系到直系亲属之前，不能交付死亡证明。

 　　北京市酒仙桥医院原院长夏恩菊则认为，为医院临床死亡的患者开具死亡证明，是医院的义务，不应附加其他条件，更不能作为医院索要医疗费的交换条件。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步峰认为，医院与患者之间是合同关系。如果医院与患者家属在治疗程序、医疗费用等方面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来依法索取，扣留死亡证明的举动确实不妥。

 　　-逝者

　　敬老院度过最后3年

　　死者李福祥曾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小语种翻译。前溯二十年，他的生活非常体面。

 　　李的几位邻居称，李福祥年轻时当过兵，后由军队选拔至外文局当干部，从事翻译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参加了国际世界语大会。平时，李福祥棋艺超群，以棋会友，人缘很不错。

 　　李福祥所在的八宝山街道三山园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已婚并育有一子的李福祥，认识了在外文局工作的临时工刘海英。此后不久，李福祥与妻子离婚，并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刘海英结婚。双方婚后生有一女，名叫李凤。

 　　居委会工作人员称，就是因为这一作风问题，李福祥被外文局除名并不计工龄。李福祥因此失去自己的退休金后，一直靠居委会发放的低保生活。

 　　在刘海英眼中，“其实，他是挺好一个人，工作埋头苦干，人缘也好，书法、下棋都特棒！”

 　　婚后三年多，双方离婚。据刘海英介绍，因为“感情不合”。“原来，别人说我图他的钱。其实他那时一无所有，我还是跟了他。后来，他对我不好，经常打我。有一次，他从12楼把我拽到一楼，我连鞋都没穿。你对我不好，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离婚时，按照照顾女方的原则，李福祥名下的两居室判给刘海英一间。因为双方均无其他住房，双方依然住在一起，但“自己过自己的”。

 　　一些邻居反映称，大约从2004年开始，患有严重前列腺炎的李福祥小便失禁后，曾在楼道拐角处住了两年。一些被褥、衣物，都是看不下去的居民捐的。

 　　昨天，刘海英对此表示，“那一年李凤要考学，没有人照顾他。我在法律上没有义务照顾他。他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责任的人，他非要在外面住，毁坏我的名誉，我有什么办法。”

 　　2005年12月14日，李福祥被居委会送往海淀区北安河敬老院。李在这里住了三年，他的低保费勉强能够对销花费。2008年12月14日，为使李获得每月200元的“养老服务补贴券”，李被送至石景山区慈善寺敬老院。

 　　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多，因为生活不能自理，李福祥一直住在敬老院的C区。这个区住的都是不能自理或无法沟通的病人，从他们那里，记者无法获得李的任何信息。

 　　曾经照料李福祥起居的赵女士回忆称，刘海英来过一次找李福祥签名，他握笔在纸上随便画几下，就写了非常漂亮的“李福祥”三个字，“我们都说，李福祥年轻时，肯定是个文化人”。

 　　去世后，李福祥留下了一个黄色的旧脸盆、一辆归属仍具争议的轮椅车、一张6627元的欠费单据，还有不断增加的每天50元的停尸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