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反腐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扑”。来自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的数据称，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而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某网站，以“你认为自己有举报腐败的义务吗”为题实施的在线调查显示，34.9％的接受调查者担心举报后遭到打击报复。（《中国青年报》3月17日）

    两个调查，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民众反腐的艰难处境。既然反腐是如此危机四伏、如此“不好玩”的一件事情，那么，列位最好都遇事缄默、明哲保身好了。换句话说，如果党和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反腐倡廉的话，最好先“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有了铁背心，才好做铁匠。

    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未必。在举报腐败的问题上，公众更担心的其实是呼告无门、石沉大海、漠然置之。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比如偶然间被更高层的领导发现，比如在网络上不期然成为热点，他们的举报也往往引不起足够的重视。

    很多论者都很热衷讨论网络举报是不是应该实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不免奢侈。在各地的纪检、信访、市长公开电话乃至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那里，有多少群众原本就是在实名举报！他们害怕报复吗？当然！但是，请注意，与打击报复的恐惧比较起来，他们更害怕举报无人理睬，害怕举报之后一圈圈的公文旅行，害怕民声不能上达视听，害怕作恶者得不到惩治继续作恶。

    可见，目前我们的举报受理机制方面确实存在着渠道不畅的问题，何增科教授也指出，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而中青报社调中心的调查也显示，有36.4％的受调查者担心举报得不到反馈。

    因为渠道不畅，很多举报在被推来转去的过程中遭致被举报者的猛烈反扑。反腐名人、石家庄建委干部郭光允举报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几番反复，其一举一动均在程维高掌控之下。阜阳市干部李国福举报该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一样过程艰难，最后竟落到了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蹊跷死亡”的悲惨结局。

    中青报社调显示，公众对有效举报方式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为什么公众那么青睐网络及传统媒体曝光的举报方式？我想，原因恐怕还是与此种方式容易受到有关部门注意、重视并最终解决问题有关。

    民众举报应该得到更积极的响应，这是激发民众参政热情、切实构建反腐倡廉深沟高垒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建议，纪检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举报，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设立网络发言人等具体制度等。无论能否立案，都应该给举报人一个回复。果如此，举报人遭报复的情形也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