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凌晨，丹凤县一名高二女学生在丹江边遇害，当地警方展开拉网式调查。3月8日，警方认定的重大嫌疑人、一名19岁的高中生在接受审讯期间突然死亡，案件侦破节外生枝，不仅让两个学生家庭陷入悲痛当中，当地警方也因此卷入漩涡——
3月8日，丹凤中学一名19岁的高中生突然死亡，而他死前正在接受公安局审讯。当日，这个消息立即在陕南这个小县城传播开来。
次日中午，死者家属聚集到丹凤县政府门前，寻求事件真相。丹凤县县长李吉斌出面接待了上访者。“这个孩子是被刑讯逼供打死的。”当地群众如此猜测。目前，省、商洛市检察机关已经介入事件调查。对于民间的说法，还要等待权威机关调查后才能定论。
他在公安局遇到了什么
这名死在公安局的高中生叫徐梗荣，1990年10月8日出生，家住丹凤县寺坪镇东峰组，生前就读于丹凤中学高三(10)班。
来自官方的通报称：2009年2月10日凌晨，一个名叫彭莉娜的女高中生在丹凤县城丹江边上被杀害，经丹凤县公安机关侦查，徐梗荣有重大犯罪嫌疑。2月28日晚11时，丹凤县公安机关传唤徐梗荣。3月1日早7时许，徐梗荣向警方供述了作案经过。当天，徐梗荣被刑事拘留。3月8日上午10时30分，在审讯过程中，徐梗荣突然出现脸色发黄、呼吸急促、脉搏微弱、流口水等情况，审讯人员立即将徐送往丹凤县医院抢救，11时，徐经抢救无效死亡。陕西省检察院和商洛市检察院迅速介入事件调查。
官方的解释，显然不能平息家长的愤怒以及公众的疑惑。
3月9日下午，就在丹凤县长李吉斌接待死者家属几个小时后，省检察院和商洛市检察院的两位法医对徐梗荣进行了尸检。参加尸检的除两位法医外，还有一个照相的、一个录像的以及徐梗荣的3名非直系亲属。尸检地点就在丹凤县医院太平间外。
一位目睹了尸检全过程的死者亲属事后如此描述：徐梗荣两个手腕上有清晰的环状伤痕，皮都翻了出来，两只手掌肿得像馒头，鼻腔里全是血，头顶外表皮完好，法医将徐梗荣的头皮揭开，发现很多直径为1.5厘米×1.5厘米的淤血点，头盖骨内的脑子出现水肿。这位亲属问法医，什么情况下脑子才会出现水肿？法医回答，得病或者是受到外力。徐梗荣肠子里是空的，胃里有10毫升左右的液体，糊糊状。一段大约15厘米长的肠子呈黑色。法医剪下12厘米，一提起来，便滴下墨绿色的胆汁状液体，其他肠子为白色。他问为什么会这样，法医解释，这说明死者没有进食，至于持续了多长时间不好认定。
另外，死者大腿内部两侧有淤青，切开全是血，小腿上也有淤青。
“他还是个学生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才留下这满身的伤痕？”3月11日，徐梗荣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尸检当天，徐梗荣生前的很多朋友、同学赶到了县医院。围观者越来越多，尸检现场只好采取隔离措施，用白布围了起来。但围观者还是不肯散去。尸检结束后，徐梗荣的尸体被送回太平间，几名同学坚持着要去看徐梗荣最后一眼。一个姓雷的女生，大着胆子，透过太平间的门缝向内张望，她看见以前的同学就躺在床上，一只脚伸出床沿，一只手露在被子外。“那只手肿得老高。”她当场掉下了眼泪。
女生被害案引发的命案
是什么原因导致徐梗荣死亡？现在还没有人能明确地回答。但徐梗荣的同学们都知道，警方抓走徐梗荣，是因为怀疑他和彭莉娜的死有关。徐梗荣的多名好友也被警方审查过。
彭莉娜被害案曾经在这个小县城引起很大轰动。2月10日早晨，一名晨练者在丹凤县江南大道河堤的一个亭子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遂向警方报案。丹凤县警方查明，死者彭莉娜，女，生于1988年11月10日，丹凤县寺坪镇赵塬村赵塬组人，商镇中学高二(1)班学生。经丹凤县公安机关勘验，受害人是遭石块袭击身亡。
命案发生后，丹凤县传闻很多：抢劫杀人、强奸杀人……各种说法都有。市县两级警方成立2·10专案组进行调查，动用了大量警力，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向社会发布了受害者生前的活动状况。
在徐梗荣死亡后，社会上批评2·10案件专案组工作方式的声音很多。在丹凤中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丹凤中学有100多名学生被警方询问过。调查中，只要是彭莉娜家乡寺坪镇的男生，都被警方抽取了血样。询问的人数之多、次数之多，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据徐梗荣的同学回忆，徐梗荣第一次接受警方调查就是在学校公安科。那是2月10日晚，当时警察问他是否认识彭莉娜。
徐梗荣确实认识彭莉娜，两人初中时曾是同学，后来也是好朋友。此后，警方又问他与彭莉娜的关系网，找过他五六次。不过，当时很多同学都被叫过几次，徐梗荣在调查中并不显得特殊。
这期间，徐梗荣和在西安读大学的二姐徐韩英通电话时提到了彭莉娜的命案，说因为这事警察找了他好几次，他虽然没干什么坏事，但还是有些心慌。2月18日，徐韩英回县城看望弟弟，在弟弟租住的民房内住了一晚。“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弟弟和平时的表现一样。”徐韩英说。2月19日，她便返回了西安。
徐韩英没有想到，这一面竟然是和弟弟的永诀。
2月27日，徐梗荣还和二姐通过电话。3月1日，便失去了联系。
3月2日，徐梗荣的母亲曹会玲在西安接到一位亲戚的电话，说孩子找不到了，听说是被公安局带走了。曹会玲急忙往回赶，到丹凤时是晚上8时许。她去了儿子的住处，房间已被警方查封，房东证实了儿子的确是被警方带走。她去了城关派出所，又去了丹凤县公安局，但没有打听到儿子的下落。
3月3日上午，徐韩英也回到丹凤，和母亲一起到丹凤县公安局，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还是说徐梗荣不在这里。她们又多方打听，终于确定徐梗荣就在公安局内，就连公安局看门的老人也向她们证实徐梗荣就在公安局内，但公安人员还是不肯承认。
3月4日，徐梗荣的父亲徐和平从韩城煤矿上请了假回到丹凤。这时，公安局终于答复他们，徐梗荣确实在公安局接受审查，但现在还不允许他见家人。
徐家人对警方长时间控制徐梗荣却不通知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有民警告诉他们，不通知你们是好事。如果通知了，那就是你们的孩子确实有事了。
曹会玲提出给孩子送点吃的穿的，民警说：“在这里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饿不着他，不能送吃的，送穿的倒是可以。”徐韩英赶紧去给弟弟买了身内衣，请求民警带给弟弟。
由于无法见到徐梗荣，加之相信徐梗荣是清白的，警方调查几天总会放他出来，徐韩英、曹会玲相继返回西安，而徐和平回了趟老家，取了点钱，再回到县城，继续等待儿子。
3月8日，他等到了儿子死亡的噩耗。于是，全家人再次赶往丹凤县城，远在韩城的大女儿徐英英也和丈夫连夜赶回。
警方为什么怀疑他
3月9日，徐家人聚集在县政府门前鸣冤叫屈，丹凤县县长李吉斌出面接待了他们，县公安局、检察院的领导也到了现场。徐家人质问：“为什么身体健康的徐梗荣进了公安局8天就突然死亡？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刑讯逼供？为什么警方控制孩子这么多天不通知家长，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文书？”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徐家人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省市两级检察院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尸检结果大概需要10天左右才能出来。
按照官方的说法，徐梗荣是2月28日晚11时许被警方带走的。
此前，警方已经多次询问过徐梗荣，并抽取了血样。但为什么又在2月28日把怀疑目标锁定在徐梗荣身上呢？这中间警方找到了什么确凿证据？在警方目前不肯透露案情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据了解，2月28日之后，关于彭莉娜被害案的调查，警方已经集中到了徐梗荣和他的几名好朋友身上。
2月28日晚，徐梗荣被警方控制。大约同时，徐梗荣的同班同学陈璐也被警方从家里带走。“那一晚我出去玩，10点左右回家，一辆警车等在门口，几个警察在屋里站着，我妈正在给我打电话，但我手机关机了，打不通，正好这时候我回来，警察就把我带走了。”
陈璐被带到丹凤县公安局，3月2日上午11时左右被放出。3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警察主要问他正月十五晚上干过什么。
陈璐回忆：“那一天我到徐梗荣的房子里玩，从晚上7点玩到晚上10点，和同学白帆一起离开。然后就回家了。那晚在徐梗荣房子里有五六个人，我、徐梗荣、白帆，还有两个不太熟悉，是徐梗荣的朋友，寺坪人。”
陈璐说，两个警察问了他两个多小时，已经是凌晨3点，又来了两个人，换班接着问。“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把徐梗荣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警察问话都是针对徐梗荣。因为我家在县城，询问我的是丹凤县的警察，其中一人认识我，对我很好，没有打我。问完了就让我睡觉了，第二天接着问。应该还算是文明办案。”
一个刑讯逼供的“样板”
陈璐的另一个同学吴明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3月1日晨7时许，家住县城边冠山村的吴明还在睡梦中，就被几名民警按住了。当时，警察准备把他绑起来，但没有找到绳子，就把他押出了门，推进警车。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抓，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能叮嘱他到了公安局好好说，别胡说。
据吴明说，警察把他带到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进去就给他戴上了背铐(双手在背后铐着)。警察似乎是认定徐梗荣和他杀死了彭莉娜，开始就说：“事情已经烂包了(方言，意为露馅了)，赶快交代过程。”“他们让我坦白从宽，这样可以争取个好态度，到法院时他们可以跟法院说，绝对能少判几年，这样也算是给我个机会。”
吴明说，审讯过程中，来了几个上级单位的警察，有人问他，这件事发生后你后悔不？但他坚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警察就给他加刑，3个人把他按在桌子上，给他上斜背铐，还有人打他耳光，扇得他流鼻血。下午三四点，他的两条胳膊已经失去知觉，审讯的警察又给他在背上加了一块砖。当时他都感觉不到疼了。但等到换班的审讯警察到来时，给他打开手铐，他的胳膊便直直地就掉了下去。双手刚有点知觉，斜背铐又戴上了，砖也加上了。
吴明记得，他是3月1日上午8时许进的公安局，在里边总共呆了50多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内，警察一直在审讯，他没能睡觉。3月2日中午，手铐取掉了，审讯仍继续。他实在困得不行，警察就让他站起来。有一段时间，让他跪在地上，大约40多分钟。还有一段时间是蹲马步，大约有20分钟。
一个警察的话让他印象深刻，“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
然而，在吃了公安局几碗泡面之后，3月3日下午3时许，吴明被放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被放？吴明也不知道。“放我的时候警察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父亲叫来，让写保证书，保证我不出远门，然后就让我走了。”
当天下午，吴明回到家，父母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去上课。“当时我两只手肿着，看着很胖。晚上，我躲在房里偷偷地哭，非常害怕，害怕被冤枉，担心警察哪天再把我抓进去，虽然我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吴明的两个手腕上有明显的伤痕。他曾经去医院检查过，诊断为肌肉拉伤。他开了些疗伤的药，花费110元。
连续几天，吴明都偷偷地流泪，心里憋屈、气愤、害怕。3月9日，检察院对徐梗荣进行尸检时，他想过去看一看，老师劝住了他。
吴明的遭遇在丹凤中学并非秘密，很多人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3月13日上午，记者在丹凤中学采访时，有几名教职工悄悄问记者：“你们见过吴明吗？去采访采访他吧。”
吴明手上的伤痕和他所讲的经历，让徐家人更加悲愤。他们不敢想象：吴明都遭到了这样的逼供，那么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的徐梗荣，又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他们甚至怀疑，3月3日、4日警方坚持不准他们见孩子，是不是当时徐梗荣已经被打坏了？
尤其让徐家人感到疑惑的是，社会上传言徐梗荣3月8日并不是在县公安局接受审讯，而是在一个派出所，还有一个说法是在一家木材加工厂内。
徐家人曾追问公安局领导，负责审讯徐梗荣的民警是谁，对方以办案人员的安全为理由拒绝回答。
爱交朋友的体育生
据了解，徐梗荣是典型的山区留守学生。他的母亲曹会玲几年前就到了西安打工，父亲徐和平更是常年在外下矿井，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供姐弟读书。
2006年，徐梗荣参加中考。据说和丹凤中学的录取线差2分，家里人不肯放弃，向学校交了5000元钱让他入学。
进入高中后，徐梗荣确定了走体育之路，他身高1.7米，曾经在商洛市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5000米竞走和3000米竞走的冠军，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4月份就要参加专业考试，他准备报考省体院。
徐梗荣的教练告诉记者：“徐梗荣的体育成绩可以，他初中时期曾参加过专业训练。目前的专业课成绩不算特别突出，但高考应该能够上线。他的性格有点内向。训练不是特别刻苦，但只要来了就非常认真。”他特别强调，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体育生，徐梗荣的心肺功能要比一般人好得多。
而徐梗荣的朋友们则觉得徐梗荣性格开朗活泼，脾气不错，“很阳光”。陈璐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徐梗荣身穿运动服，头顶半个篮球，黑黑的脸，满是笑容。
由于学校地方有限，没有男生宿舍，就读丹凤中学后，徐梗荣便在县城租民房住，房租每月80元，这使得他有较大的自由空间。
徐梗荣的房间已经被警方搜查过，一片狼藉，房子里放着几十个啤酒瓶。
房东对徐梗荣的评价是：这个孩子很有礼貌，在高二以前还能坐得住，高三开始就经常跑出去耍，学习也不太认真了，有时几天不回来。经常和朋友们在房子里喝酒打牌，有时能玩到通宵。
这些朋友，包括吴明、陈璐，也包括2月10日那位不幸遇害的商镇中学高二女学生彭莉娜。
徐梗荣的这种个性，他二姐是了解的，她说：“他长大了，我们不反对他交朋友，而且他交朋友不胡来，也就是吃饭、喝酒，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
虽然家里每星期给100元的生活费，但对徐梗荣这种交友广泛、喜欢聚会的学生来说，明显不够，所以他经常跟邻居借钱。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按时归还，不过也不会赖账。
许多同学想寻求一个真相
3月11日上午，丹凤大酒店415室，县政府办主任刘继华代表县政府与徐家人对话。
会上，刘继华说，检察院已经对徐梗荣进行了尸检，为了尊重死者，希望徐家人能够尽早埋人。
徐梗荣的父母和两个姐姐都明确表态，在尸检结果出来之前他们不会埋人，希望有关部门妥善保管死者遗体。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徐梗荣的母亲要求公安局返还儿子参加商洛市中学生运动会所得的奖牌，刘继华在请示之后表示可以，同时返还的还有徐梗荣的手机。
徐和平打开儿子被警方控制之后就关了机的手机，一连串短信次第而至。有姐姐、母亲的呼唤：“你在哪里？开机，我们都在找你。”有同学的问候：“怎么一直联系不上你？”其中一条信息让徐和平泣不成声：“在哪？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要你亲口给我说，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相信，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不相信那会是你做的。”
这是儿子的同学发的，这位同学对儿子表现出的信任，让徐和平感激涕零。 其实，许多人都不相信徐梗荣是杀人凶手。一位教师说：“我相信自己的学生。公安局已经找徐梗荣谈了五六遍，还抽了血样，如果真是他干的，应该早就跑了，还等着你上门来抓？就是成年人也没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呀！”
这种感性的认识、常理的推断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更多的人则认为，当徐梗荣死亡之后，警方所称的3月1日徐梗荣供述作案经过已经没有了说服力。警方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有很多毛病可以挑，包括对吴明的审讯手段，对徐梗荣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法律手续。
而徐家人干脆全面质疑2·10专案组的专业操守，怀疑徐梗荣的口供是刑讯逼供得来的。
怀着这种情绪的还有很多学生，这里边固然有徐梗荣的同学、朋友，也有不认识徐梗荣的。他们带着一种单纯的激愤之情想去寻求一个真相，很多人上网发帖子，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够关注此事。
徐梗荣被抓之后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有人曾看见，几名警察带着被绑的徐梗荣来过铁路边寻找物证，但好像没有找到。当时有群众走近想看看怎么回事，警察不许。一位目击者听到警察说：“可能是徐梗荣记错了地方，也许是他还没有交代实情。”
丹凤警方的尴尬
“干什么也不要干刑警！”“法律是把双刃剑！”3月11日下午，记者在丹凤县公安局见到该局刑警大队一位领导，面色憔悴的他情绪低落，连连叹息。
此时此刻，刑警大队也委实没有心情接受采访。“破案过程没法跟你说，所有的案卷都已经被检察院调走，不过我们将徐梗荣定为嫌疑人肯定是有原因的。目前我们正在等候检察院的调查，等待死者徐梗荣的尸检结果。结果出来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位警官说。
丹凤县公安局局长闫耀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安局认定徐梗荣为犯罪嫌疑人并非只是因为徐梗荣的口供，而是基于多方面的判断。据公安机关侦查，徐梗荣和彭莉娜曾经是恋人关系，这个案子情杀和奸杀的可能性都有。但遗憾的是，徐梗荣并没有交代相关物证放到哪儿去了。
3月8日上午，听到徐梗荣死亡的汇报后，闫耀峰马上通知了检察院，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闫耀峰认为，徐梗荣只是犯罪嫌疑人，即使他真是杀人犯，也必须要有审判执行的程序。出现现在的情况，公安局会履行赔偿责任。既然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只能由检察机关查明死因，判明性质。“我本人作为领导，不管怎么说，有管理教育、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一旦检察院查明死因，确定性质，徐梗荣的死确为民警行为造成，该怎样追究，依法办理，公安局决不包庇。”
他慨叹：“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你按法律办了，就能够维护群众权利，如果不按法律办事，就会伤了自己。”
但彭莉娜被杀案公安局还会继续调查下去，徐梗荣仍然是重大嫌疑人。
而对于吴明所反映的他在接受警方询问期间被上了背铐、挨耳光等情况，闫耀峰表示此前他并没有掌握。
签订协议 死者“回家”
3月12日晚，丹凤县政府和住在旅社中等待处理结果的徐家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谈判。当晚11时许，双方签下了一份《关于解决徐梗荣死亡事件的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继续侦破2月10日彭莉娜之死案件，对嫌疑人徐梗荣有一个明确交代；对徐梗荣死亡必须作出结论；徐梗荣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徐梗荣丧葬抚恤等费用按国家标准于3月12日先支12万元，其余待赔偿到位后一次性解决到位；徐梗荣之父徐和平、之母曹会玲、祖母杜金娥从2009年7月起终生享受当地最高标准低保。丹凤县公安局、寺坪镇、寺坪村必须帮助家属做好死者安葬后事处理问题。鉴于省检察院已于3月9日对徐梗荣尸体进行尸检，徐和平、曹会玲同意于3月13日12时前将徐梗荣尸体运回原籍安葬。
3月13日早晨8时许，天气阴冷。徐韩英给弟弟买了一身运动服，准备运送尸体回家。
9时，运送徐梗荣尸体的车辆候在医院太平间外。在数百人的围观中，徐家人按照当地风俗放了鞭炮，将尸体送上一辆面包车。
望着远去的灵车，连日奔波、心力交瘁的徐英英一下子摔倒在大街上，放声痛哭。有善良的围观者把她搀起来，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一直从中说和此事的亲戚把姐妹俩拉上一辆出租车，朝寺坪方向开去。
3月13日上午11时许，一辆警车开道，面包车拉着徐梗荣的尸体进了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东峰组。
这个19岁的高中生终于赶在“头七”前一天回到了家。闻讯赶来的村中老少不胜唏嘘：这个娃正月初五活蹦乱跳地离开村子，没想到竟以这样的方式回家。
尸体被放到了徐家的院子里，家人解开包裹尸体的被子，看见孩子身上的伤痕，徐和平鼻子一酸，哭了。
这个老实巴交的44岁的农民在煤矿上干活，哪怕是爬着挖煤都习以为常，不以为苦，现在，唯一的儿子没了，生活骤然失去了目标，精神支柱也被一下子抽走了。
下午2时，吴明、陈璐等12名徐梗荣生前好友、同学包了辆车赶到徐家。同学们一直呆到5时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当天，徐梗荣的尸体并没有下葬，同学们说下葬的那一天他们还要过来。徐韩英告诉他们：“现在日子还没定，等定下来通知你们，如果不方便，就别来了。你们是学生，面临高考，不要耽误了学习。”
3月15日下午，徐梗荣依然停灵家中。据徐英英说，准备16日安葬弟弟。
另一个破碎家庭的困惑
徐梗荣的突然离世，让2·10案件遇害者彭莉娜的亲人也陷入了困惑中。
据彭莉娜的母亲徐梦云说，女儿以前很温顺、很听话，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表演。从去年开始，她发现女儿和几个男孩子交往频繁，曾经唠叨过她，女儿说那是自己的好同学，反而笑话母亲封建。
彭莉娜在商镇中学主修音乐，租住在学校附近一间民房内。去年农历六月，徐梦云到女儿在商镇的租住房去看她，发现有一个姓贾的男孩子在那里。看见徐梦云，贾某就走了。女儿告诉她，这个同学是来看她的，但房东告诉她：这个孩子已经住了几天。徐梦云问彭莉娜，彭莉娜一口咬定房东诬陷她，徐梦云也就没有再追究。
彭莉娜遇害的前一天，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当时她正在县城姨妈家，下午1时许出去了，到傍晚6时回来。晚上，商镇中学一名女同学打来电话，请她去街上猜灯谜。她们玩到晚上9时左右，彭莉娜说有两个同学在广场等她，就与女同学分了手。晚上10时后，姨妈让女儿打电话给彭莉娜，电话通着，但没有人接，后来再打，就关机了。
徐梦云说，女儿遇害后，寺坪镇一位教师告诉她，当晚10时30分左右，他经过丹江二桥，看见彭莉娜和贾某在那儿，旁边还有几名男子，好像喝了酒。他们把这一情况反映给警察，当时他们真的有些怀疑贾某，但出乎意料，警察把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徐梗荣。
但他们从协查此案的派出所民警那里听说，彭莉娜被杀案就是徐梗荣做的，徐梗荣已经交代了作案过程，警方还怀疑这是团伙作案，审讯中徐梗荣一直不肯说出作案同伙。
春节前，徐梦云给女儿买了个白色手机，彭莉娜遇害后，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手机，徐梗荣也不交代这个手机的去向。这大概成了案件的疑点。
女儿遇害，警方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也离奇死亡，徐梦云不知道这个案件将会变成什么样。女儿的死是否能够真相大白？她还需要弄明白。
死亡的嫌疑人获得了巨额赔偿，遇害者家属还在等一个交代。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真相。只有真相才能让一切恢复平静。
少年猝死迷雾起 公权不能躲猫猫
■毕诗成
一名高二女生被杀害了，当地公安机关投入大量警力破案，但“卖力”的结果竟然是旧案未破、又增新案——— 一名高中男生在接受公安审讯时突然死亡了。发生在丹凤县的命案叠加，一时间让这个陕南小城阴霾密布、传言四起。既有老百姓对杀害女生凶手未能抓获的不安，更有对公权力在办案过程中反常表现的猜疑甚至愤怒。
惨案发生有些天了。尽管当地民间传言蔓延，但权威信息却长时间处于密闭状态。有记者披露，自己被警告不要扰乱社会治安，不要影响社会稳定。这给人的感觉，俨然是偷东西的充满了正义，抓贼的反倒满身不是——— 捂盖子的思维非常严重，信息公开的意识仍然匮乏。瓮安事件前车可鉴，教训显然没有被充分吸取。
梳理惨案叠加的前后脉络，办案方式的随意与混乱清晰可见。不管是死者满身伤痕、生前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惨象，还是死者同学“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指认，都引导着人们怀疑：是否发生了刑讯逼供？否则，怎么解释一个强壮青年，好端端地走进派出所，却满身伤痕送进太平间？难道又是跟哪个“牢头狱霸”玩躲猫猫，把自己撞成这样子的吗？
从学校抓走人，不通知家长；家长找上门，推三阻四装糊涂；警方控制嫌疑人多天，见不到任何法律文书———在案件中，嫌疑人权利荡然无存。有警员声称，“不通知你们是好事，通知了是确实有事儿”，这就是他们的法律境界？另有警员对作为嫌疑人的学生说：“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这话更让人浮想联翩：只要被您抓进门，白的也能变成黑的？这应该算是赤裸裸的威胁吧。
办案心急或可理解，但对于学校这样的场所，采取的一系列过激举动又不可理解。高密度地找数百学生询问，无视教学秩序，频繁地进出校园，凡是死者家乡的男生都抽取血样，多名学生被抓进去 “上手段”——— 这是什么办案手法？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何在？
当死者家属聚集到县政府门前之时，那是对政府仍有信心。政府需要做的，是不偏不倚，推动公正调查，尽快公布结论。但在本案中，政府很快把屁股坐到了“对立面”：一边声称“必须做出结论”，另一边以县政府名义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丧葬抚恤费先支12万；死者父母等终生享受最高标准低保”。我们对死者家属满怀同情，但在真相未明之前，政府有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为个别人的滥权行为擦屁股？这些钱与待遇算什么？国家赔偿、政府补偿，还是息事宁人的交易？表面有担当，实质只能是将水搅得更浑。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日前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能力。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基层单位长期置身于自己一套老旧的处事逻辑不能自拔。在这起案件中，对学生的审讯手段、对未经审判者搞有罪推定等，都令警方给自己制造了难以洗刷的污点，这使得不管徐梗荣是否是凶手，他们都难辞其责。当地一位公安局领导说：“你按法律办了，就能够维护群众权利，如果不按法律办事，就会伤了自己。”这种“明白”能早一点出现该多好。
中央高层一再表态，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权力尤其是公检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信心来源，但如果“惨死拘留所”之类的事情一再发生，他们给出的就将不是信心，而是司法对社会的伤害。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伤害。和谐中国，是要落实每一个细微之处的公民权利，不是用“被和谐”的思路压制民众对权利的维护；平安中国，是要从源头上化解每一个矛盾，不是用捂盖子的方式制造平安的假象；公平正义，是要呵护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案件甚至每一个环节的公平正义，不是用一个虚幻的概念掩盖每一个枝节。这是必须接受的理念。
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公权力要 “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一个案件呈现出的状态让人看不出“干干净净”的迹象之时，大家对公权力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坦诚面对，才能最大可能洗刷“传言四起”形成的流毒。少年猝死迷雾起，公权不能躲猫猫。以政府公信的名义，以司法公正的名义，以两个年轻生命逝去的名义，我们呼吁：公正调查、公开结论、公布处理结果，还死者一个正义，还家属一个抚慰，也还社会一个真相和信心。（西部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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