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不是很好的小说,罗贯中有一个强迫性,把曹操写得太蠢。”近日,导演吴宇森做客《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炮轰”罗贯中和《三国演义》,并称自己执导的电影《赤壁》事实上还原了曹操的形象。同时,吴宇森还表示,回归华语影坛主要是因为在好莱坞打拼多年后已经找不到拍电影的意义,“以前拍好莱坞的电影时,我还可以一面拍一面改,后来觉得想拍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有限,于是想,是时候回中国拍一部中国人的电影了。”
“罗贯中把好东西都给了诸葛亮”
主持人:《赤壁》上下部都已经上映了,我注意到,引起的争论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历史改编,二是对爱情的处理,三是电影里讲话的方式。比如说,在“三国 ”的故事中,华容道上“捉放曹”实在是太经典了,结果被您给改成了关羽跟曹操没什么关系,由周瑜来放的,您想表达什么呢?
吴宇森:在大战里面,没有绝对的赢家嘛。在日本,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熟悉三国故事的观众,你光是拍一段关羽放曹操,不需要在前面有任何的介绍,任何的解释,观众也会明白,但是对西方观众来讲,他们就不会明白,因为你没有前因,怎么会有后果呢?
主持人:我明白你的意思。
吴宇森:另外,我拍这部戏最大的目的是,我知道外国人非常喜爱中国的功夫片,喜欢我的枪战片,但是那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透过三国的这个故事,传递出我们中国另外一种文化的精神。《赤壁》里面除了忠义精神之外,也表现出中国人的那种量度,那种大度。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在影片中设置“三气周瑜”呢?因为,如果在大难当前,两个人在那儿斗得你死我活的话,那显得我们中国人很小气,在历史上没有这回事。
而到最后,让周瑜放曹操,打完了仗还要放敌人一码,这表现出了中国人真正的量度。所以说,我知道会引起一些不满,但是为了表现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性格,让人知道,我们除了有武侠精神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君子之腹。
主持人: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吴宇森:罗贯中,凭良心讲,他有一些细节方面写得非常精彩的,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一部真的那么好的小说。罗贯中有一个强迫性,他安排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处理方法,让你相信他是对的,我觉得有一些并不合理,比如说曹操,他把曹操写得很蠢了,曹操居然可以凭一封假信就把他的爱将给杀了,这是第一蠢。第二蠢就是,黄盖的苦肉计,有一个人来投降,曹操就相信他了。这不是很蠢吗?所以我在《赤壁》里没用苦肉计,因为我不想把曹操编得太蠢。
罗贯中一厢情愿地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诸葛亮,比如那把扇子本来是周瑜的,再比如说借东风的问题,罗贯中写得是蛮过瘾的,但是在现代人的眼里,觉得太夸张了,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查证了历史,就用了一个合乎常理的方式来处理。以前我年少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但是后来,我反而更喜欢《水浒传》了。
“我一直想拍刺客故事”
主持人:《赤壁》引起最大的争议是里面的爱情,一个是小乔深入敌营,还有赵薇演的孙尚香去做卧底。您怎么看那些争论?
吴宇森:如果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希望这部电影除了表现一种勇气、智慧外,还有爱的主题在里面,那么我对小乔这个角色是非常感兴趣。《赤壁》是一部战争片,同时有一个反战的意念在里面。小乔是反战的象征,她爱好和平、爱护生命,又懂茶道的艺术,她可以把中国女性的那种美都展示出来。我希望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物,跟现代的人有所呼应,让现在的观众看起来有代入感。
至于孙尚香,她既喜欢女扮男装又喜欢武功,跟现在的年轻女性一样,有独立的个性,做事有时比男孩子还要强。然后用她跟一个憨厚小兵的纯真故事,来起到反战的作用,因为在战争里,他们都是牺牲品。主持人:很多观众认为《赤壁》的台词过于现代,那么您想过没有,如果把《三国演义》的文言文直接拿到电影里讲,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吴宇森:我希望这部戏轻松一点、潇洒一点,如果让演员说文言文的话,我怕他们潇洒不起来。而且如果台词太古文的话,《赤壁》就跟一般的历史片没有多大的分别了。
主持人:您用6年的时间去拍一个中国古典的题材,如果您下一次再拍历史题材的话,您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呢?
吴宇森:其实,我一直很想拍一个关于刺客的故事。
主持人:刺客,《史记》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吴宇森:因为这样的故事,除了本身有历史观之外,你还可以把个人的感情投入进去。所以,拍完《赤壁》之后,我就没有想过再拍古装片了,反而是想拍一部武侠片,为什么呢?武侠片里也有一些历史,但是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主持人:《赤壁》之后,很多人说,吴宇森又来了,吴宇森还是讲英雄团结的事情。我有两个问题问您,一个导演一旦被观众类型化地接受了之后,他一定要转型吗?或者寻求新的突破吗?第二,如果有人对周星驰或者对您有议论,要不要去听他的,如果您真打算自己转变的话。
吴宇森:当一个导演的风格被认定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根据他自己的性格继续去拍他的电影。像我现在拍的《赤壁》,还有我在好莱坞拍的《变脸》、《断箭》、《风语者》、《碟中谍2》,其实都是以友情为主的电影。所以,接下来我想拍一部文艺片,因为文艺片也是关乎到情爱方面,也有人性浪漫的一面。导演不需要太刻意去尝试改变风格,周星驰以前的电影好看,现在的电影到了不一样的层次,他还是周星驰,还是跟以前一样,都好看。
“在好莱坞已经找不到意义”
主持人:您在美国导演的许多影片都非常成功,可是您好像曾说过,在好莱坞已经找不到意义了?
吴宇森:对。这个意义就是说我的每一部电影,不管是娱乐片还是比较人性化的题材,或者怎么样的,甚至是一个电玩游戏的题材,我都希望在那部电影里面找到一种意义。比如我拍《变脸》,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符合我一向的人生观,我的电影风格就是了解一些人的两面性。而拍《碟中谍2》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玩的戏,里面可以表现出我的一份童真。拍《风语者》,是关于一个人在战场上的悲剧,我非常感慨这场战争,或者说毁灭人性,但是在毁灭当中找到一份高贵的友情,这是一个意义。
但是当拍《致命报仇》的时候,这个剧本经过了很多场的辩论,写完以后,在拍摄时就完全不能改了。而我的习惯是,我喜欢一面拍一面改,如果所有的构想、创意、设计都不能变的话,我就不是一个创作者了,没有了创作的冲动,拍电影就变得没有什么趣味了。
主持人:您成一个电影匠人了?
吴宇森:以前拍好莱坞的电影时,我还可以一面拍一面改,后来觉得想拍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有限,于是想,是时候回中国拍一部中国人的电影了。像我刚刚讲的,有几个那么多的因素,我觉得又可以找到一个更高的意义去了。
“我的目标还是《1949》”
主持人:年初,您的太太说,《赤壁》拍完后,您有另外一部叫《1949》的电影要拍。后来又有消息说不拍了,是不是因为投资的原因?
吴宇森:不是,拍摄可能会延后。因为有两个情况:第一,原剧本的拥有版权的投资公司忽然间提出一些条件,我们还需要商谈一下。另外一个情况是,我美国的经纪人帮我接一部新片,要马上开拍,是一部喜剧动作片。我不想拍,虽然明星阵容很大,投资也超过了1.2亿美元,但我觉得现在拍电影,要拍一部有意义的电影,不管赚多少钱也好,只要这部电影有我能够找寻到的某一种意义,我才拍,如果光拍一部赚钱的电影,我不太乐意。但是我相信,我的目标还是中国电影,还是《1949》。《1949》还在改写之中,是一个纯文艺的电影。
主持人:也是一部大片吗?
吴宇森:是一部大片,讲的是在动乱的年代有三个恋人,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挺感人的,也有关于中国人的命运。我想拍文艺片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更喜爱一些人性化的题材,就是一直没有人相信我,尤其在美国,当你某一个类型的电影拍完之后,你就被定位在那个类型的导演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剧本、有一些题材很文艺的影片,我很想表达一下人生的理念,而人们认为我只适合拍男性感情的电影。其实任何人的感情我都想拍,尤其是比较人性的东西。
那些电影公司不相信我,说,你是大导演,你一直能拍大片,我说,有一些小片不要钱我也拍,但没有编剧家把那样的剧本给我。后来,我一看到王蕙玲写的《1949》剧本,非常吸引我,这个戏有一种爱的力量。所以说,我今后的电影,还是随着自己的感觉,随着自己的喜爱去拍。